前言: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丁启阵建议把朱自清的《背影》从语文课本中删去。文中以《背影》中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为由，指出《背影》宣扬违法行为和病态的审美，并表示朱自清文风孱弱病态，近乎无病呻吟。该建议，引起各界关注。事情的起因缘于《语文建设》今年第6期发表的孙绍振(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的《<背影>的美学问题》一文。文章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情况：2003年年底，武汉一家晚报披露，朱自清的《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很低，主要理由是，文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因此，某中学语文教科书将《背影》排除在外。据说因为此举惹怒了90%以上的学生家长，教科书编者又出来辟谣，表示已决定将《背影》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风波这才得以平息。孙绍振从美学观点出发，表示遵守交通规则与否，属于实用价值，用来衡量《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的情节是多余的。
　　孙绍振：《背影》背后的的美学问题——原文
　　2003年底武汉一家晚报披露，朱自清的名作《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相当低，被某得到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排除在外。中学生不满的理由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这一消息引起了据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的义愤。教科书的编者连忙出来“辟谣”，说是该新闻失实。《背影》已经决定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
　　一场新闻风波就告平息。
　　但是，我倒觉得这很可能是在强大的反对声中的一种补救的措施。要不然，为什么不在已经出版的课本中，而要放到尚未出版的一册中去。这个小小的马脚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虽然入选了，但，对于“违反交通规则”和“不够潇洒”，并没有从理论上来回答中学生的质疑。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美学问题。遵守交通规则与否属于实用价值，遵守的是善，不遵守的是恶。道德的善恶，是一种理性。而审美价值，则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情感往往超越实用理性，从实用价值来说，是不善的，但是从审美情感来说，可能是很美的。一般情况下，合乎情的不一定合乎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
　　在《背影》里父亲为儿了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让儿子自己去，又快，又安全，又不会违反交通规则。父亲去买，比儿子费劲多了，就橘子的实用价值来说，并没有提高。但是，父亲执意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越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显示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不是这样，左顾右盼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就太理性了，没有感情可言，甚至煞风景了，朱先生这篇是抒情散文，以情动人。越是没有实用价值和情感的审美价值，反差越大，越是动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完全不讲实用理性，但是，越发显现出她把情感看得比财富，甚至比生命更重要，才越动人，审美价值越高。
　　至于“不够潇洒”的问题，也一样。父亲越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费劲，自己的笨拙，越是忘却了自己的不雅观的姿态，就越是流露出自己心里只有儿子，没有自己。这就是诗意，如果不是这样，父亲很轻松地、很潇洒地、很轻快地把橘子买来了，就光剩下了实用性，一点诗意也没有了。
　　学生不理解，与他们在美学上缺乏修养有关。如果能成功地对《背影》进行教学，对于青少年进行审美启蒙是很有冲击性的。这正说明了《背影》应该入选语文课本。
　　在“不够潇洒”“违反交通规则”面前打退堂鼓，这个小小的事件，暴露了我们的编者，对于经典文本，在理论上缺乏系统的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原则的坚定性。
　　当前语文教改课堂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了当前的满堂问，问来问去，平面滑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什么都是对的。《背影》中的父亲“不够潇洒”也是对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切由学生说了算”。事实上是，一千个学生说了都算，就没有人说了能算，这就完全放弃了教师的职责。
　　其实，就是接受美学，还有一个“共同视域”范畴。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还要看你是不是达到学科前沿，有一个相对而言哪一个比较深刻正确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赖瑞云教授在他的《混沌阅读》中指出：“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李耳王。”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纬秘事。似乎也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红楼梦》，但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是对的，就是对，也不达到同样深度。教师还有一个如何把学生向当代学术水准的高度引导的任务。当学生把《背影》的精华当成糟粕的时候，语文课本的编者的理论水平和具体分析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美学观念的考验，而且还有思想方法的考验。对于《背影》不但要从共时的方法进行分析，还要用历史的方法进行分析。《背影》的语言，和朱自清前期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在最关键的地方，不像《春》《梅雨潭的绿》《匆匆》和《荷塘月色》那样采用华彩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不作大幅度的渲染，直接抒情的语句都被压缩到文章的结尾去。在作者情感发生震撼的地方，却用比较朴素的语言，几乎全是叙述。这是很见功力的。
　　朱先生早期的常用的抒情和渲染的办法，其实并不是文章成熟的表现，留下了比较稚嫩的痕迹。到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朱先生的文风，一洗铅华，回归朴素，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叶圣陶、唐弢、董桥早已指出的。这说明《背影》中的“不潇洒”，正是朱先生散文中最可珍贵的因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朱先生向艺术的成熟高度挺进。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引进了那么多的西方文论，理论家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有一份责任将前沿的理论成就在中学文学教学中普及呢？理论家们可能都比较鄙薄普及，殊不知回避在文本中作具体的微观的分析恰恰不是高水平而是懦怯的表现。看着语文课本编者急急忙忙放弃《背影》，又匆匆忙忙选择《背影》，有责任感的理论家没有发笑的权利，只有反思的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