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家出了两个美人胚子，我妈妈算是一个，后面还有小姨。后来，我妈妈在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有些名声，倒不是因为她长的好，而是因为她是一名裁缝，剪裁的好。

    妈妈在村里还未出嫁前，大队曾派她和另一个姑娘到烟台地区一所学校专门学习缝纫剪裁，学成后回村里，在大队部成立了两人的缝纫组，专门为大队社员们剪裁缝制衣服。我妈妈嫁给了我爸爸，当时我爸爸还在部队当兵，妈妈便一直呆在娘家村缝纫组。等我略大些，妈妈便带我在身边，在缝纫组里玩耍；和妈妈一起学缝纫的那个姑娘嫁给了本村，她有个小孩和我一般大。妈妈说，两个孩子在一起，他要皮尺，我也要皮尺，他要划粉，我也要划粉，什么都要一样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大队里的一个男的过来撺掇我俩摔跤，我俩上了他的当，果真绷在一起摔跤，结果我被压在下面，输了嚎啕大哭。

    六岁那年，妈妈带我回到了自己村里，也在大队的缝纫组上班。那时候，女社员和男劳力一样，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由各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安排劳动，晚上到小队部煤油灯底下记工分，一般强壮的男劳力一天挣十工分，女劳力只能挣七八工分。妈妈因为缝纫手艺好，是大队缝纫组四五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样说吧，好像除了四五十岁的男组长之外，还没有一个人能完整地缝制起一件衣服来，余下的只会蹬缝纫机、锁边、锁扣眼一样半样的，干些辅助性的零七杂八的活，——可我妈妈都能，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而且缝制衣服比组长还快还好。因而，我妈妈的工分被定为十分，拿整劳力的工分，算是比较高的待遇，也不用下地劳动。

    当时，缝纫机缝制衣服还是新事物，国家刚造出来缝纫机。从皮尺量体到剪裁到缝纫，妈妈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不仅拿捏得当，还游刃有余。量体裁衣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一面，有些细微的差别，比仿说“罗锅”（腰佝偻的厉害）的上衣剪裁时就要前襟短后襟长，肚子大的要前襟长后襟短些，这样缝制起来的上衣才能穿起来前后一致，不至于长短不一出洋相，膀子宽的和肩平的，剪裁、镶袖子的时候都要考虑穿着的舒适度，不能胳膊袖勒紧抬不起胳膊来；裤子呢，也是因人而异，腿长的、腿短的、腚大的、腚小的，剪裁、镶裤腰的时候要考虑裆深裆浅，穿起来才能弯腰后仰收放自如，穿着得体。常见妈妈脖颈上搭着皮尺，左手拿竹尺，右手拿划粉，曲腰俯身在案板前，右手的划粉随竹尺前移滑动，或前截或后取，或直线或椭圆，在布匹上计算着画出一个个好看的图案，然后，拿起裁剪用的大剪子，“嚯嚯”作声顺着划线稳妥沉稳地剪开，剪好后，连同剩下的碎布头卷巴卷巴叠到一起，再取出下一块布来划线剪裁，案头上往往堆着一摞摞剪裁好的布块。缝纫机都是老式脚蹬的那种，还没有电动的，妈妈坐在缝纫机前，埋下头去，脚不停地蹬着缝纫机，两手麻利而快速地往机头上输送布块，身子随着脚蹬机器略微起伏，很得劲的那种，不一会功夫，一件被缝纫线串在一起的衣服便做好了，妈妈停下机子，拉起缝纫线来，“噶嘣”一声用牙咬断线头，放到一边，再拿起另一块剪裁好的布块来，端量一会，就又埋头缝纫机前......至今想来，剪裁的铁剪子气势汹汹的“嚯嚯”声，缝纫机“嘚嘚嘚”不肯停息下来的转动声，都会清晰地鸣响在耳畔，小时候听多了的缘故吧。还有妈妈煤油灯下做衣服孜孜不倦有条不紊的身影，快捷利落的手脚，这辈子都在眼前，挥之不去。

    那年代，大队是不允许私自在家里接活的。好多合适的送到我们家里，妈妈便利用一早一晚，偷偷摸摸的在家里干点私活。当时大队缝纫组做一条裤子，要一块一毛钱的工钱，我妈妈便收人家七毛九毛，少收几个，人家便对你感激涕零，念念不忘。那时间农村穷的慌，几毛钱能难倒个人，钱高贵得很，小队年底计算工钱，有的一天才拉四五毛钱，也就是说，你一天挣够十工分，才值四五毛钱，这还是整劳力的，可想而知，社员们一年能挣几个钱。我们家的大饽饽一年下来基本上不断，不是因为我们家有吃不完的小麦面粉，都是人家“打人情”送来的。农村人憨厚淳朴，少要了他的钱，他的心里便总是记挂着，比欠人家的钱还令他不安，这人情想尽办法总是要还的，家里没什么拿得出手，出门走亲戚篮里有的大饽饽，便是最好的馈赠佳品。那年头一天到晚地瓜苞米面饼子，大饽饽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即便是今天的各式点心蛋卷都无法同它媲美，相当于超市里娇贵尊享的格芙巧克力吧。我们家也是天天地瓜苞米面饼子，妈妈看我们吃饱了，上学临走前，会从空中吊着的藤条编的篮子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大饽饽，每个孩子掰一块，说是“封封顶”，便是最好吃的了。

    家里小柜抽屉里总有一沓厚厚的零钞，一毛的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居多，那都是妈妈辛辛苦苦挣来的。每天傍晚从大队部回来，妈妈都在忙碌做衣服，不是在这半夜做两件，就是在那半夜做两件，异常辛苦。有了妹妹以后，晚上怕她哭闹，妈妈干脆做了个背带，把她背在后背上做衣服。爸爸在公社上班，隔三岔五才能回来一次，妈妈没空做家务活，都交给我了，这是我最不乐意的，常常满心的不痛快。别的孩子放晚学了，放下书包都跑出去疯玩，我成天价的羡慕。我则不行，放学后悻悻地被拦在家里，不允许出去玩，妈妈每天打俗套的安排三样营生给我：烧火、扫院提溜尿罐，定不可以的。妈妈把饭安排锅里，便要我到东厢屋抱麦秸杆烧火熥饭，每顿饭要抱好几次麦秸秆才能烧熟饭。饭烧好了，妈妈一边做衣服一边编排我把锅台灶前用笤帚扫干净，防备燃火，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这时天差不多也快擦黑了，因为爸爸不在家，要赶紧去关上院门用门栓插好，心里害怕啊，完了，再去茅房把尿罐子提溜回屋里，把屋门也插好，我和妈妈晚上都不出门了。满心不乐意做这些杂活，常常因为不能跟小朋友一同出去玩而倍感失落。再大一点，家里养了猪，为了多攒猪粪挣工分，我还负责跳到猪圈里刮猪屎猪尿，然后用小粪篓擓泥垫猪圈。

    苞米秸秆比较麦秸秆是好草，苞米棒子是家里最好的草，相当于木头。妈妈的熨斗是个铁家伙，因为没有木炭，熨衣服的时候，便要在锅底里烧一些苞米棒，等烧得浑个通红，不再冒青烟熏煞眼睛了，妈妈会从锅底里掏出一些来撮到熨斗里熨衣服。妈妈的手艺没得挑，自然悄悄送来的布料源源不断。记得有天傍晚，我刚在扫院子，突然涌进来几个穿着时髦的小年轻，吓了我一跳，有男有女的，是城市里驻扎在村里的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主动跟我打招呼，我害羞地躲到一边。他们拿了一件城里最新式款样的衣服，要我妈妈给他们做，一人一件。衣服是条绒布做的，装饰多，非常精致，以前见都没见过。妈妈毫不含糊，十天半个月的功夫就给做好了。他们来拿衣服的时候，特意捎带给我一份城市里买的精致点心作为嘉奖，从来没吃过得好吃，多少年还记得。妈妈要少收他们的钱，高低不肯，试好衣服放下钱就跑了，好像还多给了。最让我脸红还难为情的是学校的女老师专门让我带布料回家，妈妈会烦心的斥责我，老师做衣服一般不好意思要钱的，给也不好意思要，白忙活一顿。有时我也忿忿地想，为什么专门找我带布料，惹得我挨妈妈一顿斥责，就不能自己送上门，省得我挨骂。大队书记的老婆在村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人家盖几件大瓦房工钱料钱都花不几个钱，找你做衣服更不在话下。大队书记的老婆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男人的孩子的自己的，都包在妈妈身上，人家布料好搞，有时一下就是三四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妈妈小心翼翼的哪敢得罪，还要赔上笑脸，功夫是白搭的，工钱自然也是瞎子踢毽——一个不个。

    妈妈是个裁缝，自然不缺衣服，不像别的孩子好不容易穿上一件新衣裳，能高兴得夜不成寐，衣服在外面撕破摔烂了几个洞，也不至于回家挨父母的一顿臭骂。妈妈从攒下的一小堆布头里，赶空儿拼凑拼凑就能为我做件衣服，当耍的玩意，不费事。别人家的孩子一般都是弟弟穿哥哥剩下的，妹妹穿姐姐穿剩的，大的不能穿了倒下来给小的，小的穿不下去了倒给再小的，一件衣服穿到最后好多补丁，实在不能穿了，做妈妈的会把拆下来的布块洗干净收藏起来，留作日后缝补衣服用。一个孩子一年只能拥有一件新衣服，而且，必须是过年才能穿上，不是有句老话么，“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足见那年月因为贫穷衣服的珍贵了。进入了冬腊月门，便是妈妈最忙碌的时间了，大队上忙，家里也忙，两头忙，妈妈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忙着赶制衣服，做完这家的做那家的，总有做不完的衣服，我都替妈妈害愁，啥时候能做完啊。一般腊月十几，妈妈便不收衣服了，实在做不完哪，这样还有熟人朋友的塞上呢。我记得清楚，好多年的腊月三十晚上，上半夜妈妈赶制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件衣服，都是我小叔叔的，实在腾不出空来，家人的只好安排在最最后面，等她做好了小叔叔的衣服，熨贴妥当，快是到午夜放鞭炮的时刻了。

    妈妈最辉煌的时间是在上面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大队小队搞副业致富那几年。妈妈不到大队缝纫组上班了，在我们六小队队部办起了缝纫学校，收入归小队集体所有，妈妈提成。缝纫机那时间刚普及，女孩子出嫁陪嫁的嫁妆刚兴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缝纫机算一大件。妈妈办的缝纫学校，正迎合了众多女孩子的迫切需要，方兴未艾，期期爆满，天天小队部里大姑娘小媳妇的进进出出，热闹非凡，像赶集一样。我舅妈当时就是妈妈的一个外村学生，妈妈在众多的姑娘堆里选中了她，介绍给了我舅舅。有时我会天真地想，等我到了讨媳妇的年龄，说不定妈妈也会从她的女学员中为我选择一个最好的呢。妈妈是科班学的缝纫，理论实践俱精通，样样在行，这在当时很少见，这么多的学生不管是学剪裁还是学缝纫，统统由妈妈一人授课，一教到底，包学包会。学剪裁好像起先都在废旧报纸上，学缝纫时都自带缝纫机和布料，由妈妈悉心指导。虽然当时条件简陋，因为妈妈的行家里手，能讲会做，居然红红火火了好几年。这期间，妈妈参加过多次上面举办的缝纫大赛，均有获奖，说妈妈缝纫手艺精湛，半点也不虚妄。好像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吧，班里的学习委员是个女的，下课的时间她突然递给我一张报纸，笑眯眯地说：杰，你妈妈上报纸啦，嘿嘿。当时我就满脸绯红，闹了个大红脸，不知咋的，妈妈教裁缝本是一件引以自豪的事情，于我这没出息的孩子，因为众人在我面前频繁提及，却总感觉不好意思，有些难为情抬不起头来。报纸我看了，一个姓车的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好像说妈妈是致富的带头人什么，把妈妈赞扬了一番，刊发在当年的《烟台日报》。妈妈后来也有提起，一名姓车的记者在村里对妈妈进行了采访。

    在我上学到六年级上半年刚结束，我们家便搬到了公社拖拉机站，爸爸在那里当站长。妈妈在拖拉机站大院内找了几件空房子，办个缝纫班，多时学生有三十好几，少时十个八个的，人数多少主要看农忙农闲，妈妈顺便再收些衣服做，用来贴补家用。陆陆续续，一直没停下来，直到公社解散，改设乡镇，我们举家又搬回村里，妈妈还是教她的学生，收衣服做衣服赚个手工。妈妈很能吃苦，活少的时间，她同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到集市上收衣服回来做，活多的时间，便一头扎进缝纫机前，没白没黑。我们家好多年年关办置的好吃的，比仿蒸饽饽、油炸面鱼、蒸菜夹这些重要的家务活，都是由村里比较要好的老黄大妈妈牵头，叫上几个邻居婶婶姑姑帮忙，才能做好的。妈妈这时候做衣服忙得什么都顾不上了，家里的事情悉数交给老黄大妈妈。教裁缝、做衣服，虽然赚不着大钱，但妈妈凭她的手艺挣的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在当时的情况下算比较殷富，最起码不缺钱花，我们兄妹也没尝过缺吃少穿的苦头，这个一生都要感谢父母。

    现在，妈妈早不做衣服了，当年做衣服的重要设备锁边机也早已送给了我舅妈，自己只留了那台伴随她多年裁缝生涯的缝纫机，基本上也不怎么动用了，做个留念或者怀想。妈妈说：“做了一辈子衣裳，够伤伤的，再也不想做了。”在我高中毕业没找着活干的时候，好多人包括妈妈都劝我，没事的时候不妨跟妈妈学学缝纫，手艺学到身上不压人，保不准还能得到妈妈的嫡传，我却丝毫不感兴趣，只因为我从小就体验了妈妈做衣服的忙碌和辛苦，压根就不想学。妈妈现在脖子上有个厚厚的肉疙瘩，妈妈自己说是因为常年在缝纫机前低头做活，血脉不通畅，积劳成疾累的，我考虑差不多。娶了媳妇以后，原本想让媳妇跟妈妈学学缝纫，家里保不住有个缝缝补补的，需要这么个人，但转而一想，觉得媳妇笨拙，学不好恐怕辱没了妈妈的手艺，便不提了。妈妈的手艺在家里恐怕要失传了。

    现在，妈妈七十多岁的人了。愿妈妈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