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怎么搭上翁同龢的呢？这个还要上溯到前面说过的梁启超娶白富美的世纪婚礼。翁同龢被邀请了，这么大的领导换了今天很有可能就是证婚人了。然而之后梁启超很长时间并没有和翁同龢有更大的交集，翁同龢可能也早忘了那次婚宴的乳猪好不好吃，酒好不好喝了。梁启超之后一边继续帮康有为做推广营销，另一方面开始向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写信，大概意思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政府修干线，民营企业修支线接入，形成铁路网。 当时还没有铁道部长，这个提议到现在来看比咱们的电信移动等运营商的做法要好多了，不过执行起来还是挺困难的。

汪康年当时在张之洞家里做家教，但是他骨子里有一股媒体人的心，换了今天怎么着也得在凤凰卫视混个职位。日后汪康年果然成了媒体人，而且还因为谈论敏感话题几次被跨省。汪康年收到康有为的信之后大受启发，尽管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是负分滚粗，汪康年对梁启超却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不仅加入了强学会还和梁启超一起办报纸了起来，这些都是后话。

翁同龢和汪康年想法又不同，官场如战场，他的敌人对手很多，自己由于是比较新派的，守旧派这些大臣肯定是自己的对头， 另外还有个死敌——晚清头号大臣李鸿章，军队基本都是他的，势力太大，自己稍不小心怕是会被害成休假式治疗。翁同龢在接受康有为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条妙计，就是利用这帮有意见的知识分子闹意见，顺带上书让上头接受我们的建议，这于是就有了两次上书。第一次就是康有为在法源寺和大师切磋之后顿悟，决定第一次的上书，历史上说这是伪上书，后来都只有一面之词，并且康有为其实只是为了仕途，并不是想要发表意见。

其实把外面的文献分析一下的话，按照正常的道理来看康有为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表达意见，只是这次上书实际上是翁同龢等官员执行的，甚至不能说是代为执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新派。而这招通过煽动知识分子为首的群众炮轰封建高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之后还会有更精彩的事迹。

历史对翁同龢的评价普遍不算好，很多人认为他盲目开战，故意削弱李鸿章，间接导致了失败。但是翁同龢的出发点不可能是对国家不好，只是那个时候官场领导说说空话拍脑袋做决定也是很常见的。翁同龢的清流派里面的典型——张佩纶，上奏十几篇。法国当时在打越南，打了咱们一个营地，并未对中国宣战，咱们先来劲了，玩抗法援越，以为打仗就跟打CS一样简单。 结果一开展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张佩纶逃跑的时候鞋子也没了。陆军也输得一塌糊涂，东南和台湾海峡制海权全部没了。法国正值数年前普法战争失败在那里郁闷了，突然来了个出气筒哪舍得放手，就一口气全面攻击我们。

清流派成了纸老虎，翁同龢面子都掉到马桶里面了。 没办法只能靠洋务派的人救火，李鸿章是死敌不能请，只好找曾经的请流派张之洞，说孝达（张之洞）啊，我现在很蛋疼啊，你不帮我我死定了。张之洞权衡之下，想想还是打吧，派出了精锐部队进行抵抗，很多历史书说我们战胜了，这里摘取百科的给你们看看：

“3月24日，法军分三路发起冲击，66歲的冯子材及二子亲身投入肉搏戰，经过两天激战，法军伤亡93人，戰线崩溃；中国军队乘胜追击，3月26日攻克文渊城，3月28日攻克驱驴（ Ky Lua ），此战中中方面对榴霰弹炮火不计后果地冲锋，在战场上留下1200具尸体而法军亡7人伤24人，这一恐怖景象预示着三十年后的战场[9] 。”

在我们用血流成河的代价对敌人造成了三位数的伤亡后，停战协议签了，国内开始喧哗说咱们不败而败，悲哀啊，不能认清自己，最终将走上一条不归路。 注意此次中法在海战的时候，日本的东乡平八郎一直尾随法军开始做笔记，记录中国的军事实力，为日后的甲午战争获取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也许就是这么的巧合，若没有中法战争，也不会有康有为在法源寺的一幕，通过这场战斗，翁同龢也知道清流不是自己说了算，咱们得用有本事的人。然而翁同龢桃李满天下，朝中和地方官很多都是自己的人，但是这里面大部分人只是给自己面子，未必能理解自己的思想，康有为又是个不成器的孙子，考个功名都考不中，自己原定的一些接班人。那些留洋的人更不靠谱，说不定就成汉奸了，咱们只能启用本土的能人。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牛人——袁昶，这个人日后也成了左右大清命运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