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腻烦他这追着哀呼！

…………我想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么手势………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者之上的烦腻、疑心、憎恶……我将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求乞者～野草》鲁迅

尝读 鲁迅先生此诗，全篇里是对求乞的憎恶，字里行间里我仿佛感受到了先生渴望以抗争而求得摆脱灰暗社会的心情，在冰冷的表情下，仿佛听到了先生发自内心的愤激痛苦的呼声。那么，在诗中被先生提到的求乞者-乞丐是怎样一个群体呢？

乞丐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人鬼混杂其间，颜色光怪陆离，是大社会中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单元层次，一个小社会。肮脏、丑陋与罪恶交织的弥漫性群体，是一种与文明相悖却长期存在的亚文化群体。

遍观中国历史，会发现乞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他本身的构成可谓“五花八门”，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不等。而世人对他的看法也是间于同情与蔑视之中。乞丐们成为乞儿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乞讨的方法也是让人眼花缭乱。

历史上，不乏帝王将相成为乞丐的事情。如晋文公在成就霸业之前就曾流亡乞讨，寄人篱下；北齐的后主则曾在后宫中制造荒村穷舍，亲自扮叫花乞食戏；而众所周知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靠行乞发际。可谓是世间事，众生相无奇不有，无所不有。

《礼记》有云：“不是嗟来之食！”。士人本可以效法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但却由于不可不久食人间烟火，于是，在乞讨的人群当中，便有了因贫寒穷困而行乞的士人；有了“大隐隐于市”的隐士型士人；有了玩世不恭以行乞为戏的士人；也有了结交乞丐并延为上座的士人。凡此种种，反映了民族文化内部，士文化与下层文化的跨层次交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界限。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人多了，最初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随着乞丐群体的不断扩大、丰富，乞丐的行帮-丐帮也就随之产生了。丐帮的产生也代表着乞丐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拥有了某种势力，或者说是话语权或权力。在丐帮里，人们以及时行乐的方式苟活于世，弱肉强食，蛮横凶残者为王，而孤弱无力者则以驯服求庇，“思想者”大都为混沌所破灭。在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公案小说以及戏剧中有许多关于乞丐、丐帮的形形色色的故事。

《史记-游侠列传》云“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太史公虽未为乞丐做传，但《游侠》所记之布衣、匹夫，却与沦落江湖的乞丐形迹相通，上文所说的丐帮，它所维系内部人际关系的信条主要是“江湖义气”，“义”也就成为了他们相通的特征，但也仅仅是相通而已！虽然，在大敌当前、家国危亡之际，也不乏有拥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乞丐出现，但更多的乞丐却更像是流氓无赖，而丐帮也近乎是一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概况乞丐行乞的方式，大抵可分为五种类型，也就是已逐渐不再存在的“原始型”乞丐；以一技之长为资本的“卖艺型”乞丐；通过做一些常人不愿为之的廉价劳务为生的“劳务型”乞丐；还有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型”乞丐；最后则是运用“敲诈勒索”为手段的“流氓无赖型”乞丐。这里，主体是“卖艺型”的乞丐，人数最多，方式最为广泛，而对于社会危害最大的则是“流氓无赖型”，这也是社会的毒瘤，是需要大力整治的群体。

乞丐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行成了自身这一群体的固有习俗传承，如在岁时节日习俗方面，春节时的乞丐年关求索，在饮食习俗上，有诸如“饺子边”“叫花鸡”“百家米”等，在像忠孝伦理、宗教习俗，乃至语言文化，服饰文化等诸多文化上都有属于其自身的特征。于是乎，乞丐文化也就成为了民间通俗文化中的一个基本构建，重要构建。

在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在与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中。乞丐中亦产生了属于其自己的文学，有了自己的诗歌（熟悉济公的朋友想必能回想起他的主题曲“鞋儿破、帽儿破…）。但在很多乞丐文学的文学形式中，充斥着大量充满流氓无赖性质的市井语言，这里也反映了一种小市民的无奈心理；而对于中国古代文人，也有很多关于乞丐的描写，体现了士人对乞丐这一群体的人文关怀，研究乞丐文学，对研究古代社会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借鉴意义。

就某些乞丐的个体来说，他们是社会的弱者，需要同情，但从乞丐这一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近乎变态的文化形态来说，却是需要治理和清除的。而要具体的根除乞丐现象，不仅需要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也需要从文化洪流中清除与产生乞丐密切相关的“流氓”意识与“不劳而获”意识。

推荐参考：《中国的乞丐群落》

         《中国乞丐史》

                                            吟剑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