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归侨的故事（第290篇）

我的写作生活

图文/东瑞（香港华文作家  印尼归侨）

我的写作生活不神秘。因为四十年来出版的著作多达一百四十五种，有的人就推论我是专业作家，那是大大地错了。我的正职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写作一直是业余的。写作，不但不是我生活的唯一，而且排名榜上排榜尾，第四。依次是健康、家庭、工作、写作。理由是：没有好的体魄，什么都干不成，万事皆休；没有家庭的支持，我缺乏了重要动力；没有正职，生活没有来源，饿死难道还可以敲键吗？所谓“生存、温饱，才谈得上发展”，我们七十年代移居香港的人，体会尤其深刻。最后才谈得上写作这个兴趣。

说到写作，也无法不谈到笔名。七十年代初开始正式发表作品，想不出什么特别的笔名，一时“灵感”来到，即从我的名字黄东涛和夫人蔡瑞芬的名字各取中间一个字，组成“东瑞”的笔名，这一笔名就一直沿用了四十几年。虽然期间还用了不少其他笔名，但以“东瑞”最广为人知。有很多人不知道我的真名黄东涛，只知道我的笔名（也以为是真名），这也难怪，寄挂号邮件给我，写了东瑞，结果在邮局领取时需要费一番口舌，要带住址证明、真姓名证明、名片等等，非常麻烦。于是有好意的朋友，想当然地为我的笔名加了姓“黄”，变成“黄东瑞”，令我啼笑皆非，不过也很理解，朋友想到没有人姓“东”嘛！其实，笔名姓什么的都有，叫什么的都有，像写帝王系列的二月河，他的原名叫凌解放，“二月河”，三个字无法拆开，应该没人姓“二”吧？一般人不会多余地加他的姓，称呼他“凌二月河”吧！当然，他那么著名，不像东瑞如此默默无闻。

说完这些，大概一些朋友很想了解我的写作生活，是不是从早写到晚？当然不是。既然是业余的兴趣，每天还要处理不少事情，要做做家务，陪陪孙女，打打微信，寄寄书，散散步，等等，不可能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他曾经在一篇创作谈里谈到写他写几部长篇的情形，平均每天写九到十个钟头，我觉得那已经非常惊人了。

我的写作生活，每天的流水账大致如下：

我每天抽得出的敲键时间大约一到两小时，也用一到两小时用于阅读。如果公司有业务需要处理，那就得优先，写作计划就被打乱。早期文章写得非常赶，常常一气呵成；近两年涉及一些历史的，需要查阅数据，不得有误，于是写写停停，就没那么快了。2016年写十一万的长篇小说《风雨甲政第》参赛，2017年写十一万字的长篇小说《落番长歌》参赛（想不到两部都获得了金门的浯岛文学奖），虽然几乎是全力以赴，每天最多也只是花三四个钟头，早晨五时多就自然醒，弄了两人早餐后就开始敲键，停停写写，一直慢慢敲键敲到上午约十一点，这一时段脑子最清醒，也最好使。短文最快，大概分两三个时段完成。两千字的散文就分好多次才写好，写好还要将字体放大到150，慢慢修改。最难的是小小说，非常难产，从构思到完成，颇花一些时日。毕竟从构思到文字，都要讲究一番，经得起时间和文学素质的考验。写稿不时有思路堵塞的时候，我学会了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会抓起拖把，把书房拖一遍，这似乎也象征一种“清除阻碍和垃圾”的创作临时治疗举动吧？

如果遇到公司的书再版重印或新书印好，印刷厂送货，或发行商取货、学校订书出货，预约了时间，那就要提早到写字楼等待进出货。有时他们时间不准，拖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不致浪费时间，我带备手机和插苏，以便手机充电。用手机写稿、看文章，回复博友，将旮旯时间塞满。

中午十二时半到两点吃中饭，有一半的情况我们俩会到外面吃。我们黄埔花园各类餐厅、茶楼、食肆至少五十家，特别多，不愁没有美食。晚上吃得比较简单，喜欢清汤简餐。

吃过午餐，回到家两三点了，冲咖啡、榨橙汁，接着续打未完成的文章，约是四点左右，瞌睡虫如黑压压的飞机军团大举向我进攻，我就小睡或休息一会，一般是半小时到一小时。大约五点到六点多，我会下楼到海边大道做步行运动，接着接瑞芬的班，用小推车带小孙女出去玩。晚上一般是休息，除非白天写稿时间都被工作或应酬、活动都挤掉了，会替文友看看文章，也可能续写还没写完的文章，不过，时间都不会太长。晚餐后，会坐在沙发上与瑞芬商量旅行大计、对近日一些人事发表或交换一些看法。有时安排洗衣机洗脏衣服、收迭晾干的衣服，也都在这个时候。

回想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稿除了兴趣，还有谋取稿费的目的，近二十几年来生活安定，已经从“无奈地写”转身为“自由写作”，只写自己想写的。写作上如此，工作也如此，做自己的工作，不必看谁的脸色，那是最大的自由和满足。瑞芬奉行“知足常乐”，我奉行“随遇而安”。每一年我们至少有一次长途旅游。好友思梅老师说，你们以前是“虎山行”，现在是“虎山行，天涯游”，何等快哉！

继获奖的两部长篇后，我又写了《快乐的金子》（12万字）；正在写中、快完成的文化出版故事的长篇快要杀青了。最长的百万字长篇已经在计划中，但还没开始，我深信远洋邮轮一定会启航，乘风破浪，奔向最美的文学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