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的“驾鹤之宾”与吕洞宾
(2016-10-29 00:52:00)分类: 杂参之什 |
黄鹤楼的“驾鹤之宾”与吕洞宾
武汉黄鹤楼,始建于三国之时。孙吴黄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建造夏口城之后,而有了黄鹤楼(唐《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七·江南道三》:“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因为倚着夏口城的西南角,建在大江边的黄鹤矶上,所以叫做黄鹤楼。
对于黄鹤楼的楼因矶而名,早在南朝刘宋之时,盛弘之《荆州记》:“江夏郡西大江有黄鹤矶,后人建楼,既俯矶上,故不更别名耳”(引录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已有说明。
黄鹤矶,又被称为:黄鹄矶。南朝刘宋的鲍照撰有《登黄鹄矶》诗: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药饵泰,得夺旅人忧。
黄鹤矶的江边,就是南陈瘐信《哀江南赋》“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的黄鹤浦。可见,此地风景不错。
建了黄鹤楼之后,有了南陈张正见《临高台》诗:
层台迩清汉,出迥驾重棼。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风前朱幌色,霞处绮疏分。此中多怨曲,地远讵能闻。
这些诗赋,所呈现的,除了本地风光,就是作者的忧、哀、怨。与鹤无关。“黄鹤”,只是矶与楼的名字而已。
公元七六五年,阎伯理奉长官穆宁之命,给黄鹤楼撰记。兹录《黄鹤楼记》于下:
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何必濑乡九柱、东阳八咏,乃可赏观时物、会集灵仙者哉。刺使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州都团练使,河南穆公名宁,下车而乱绳皆理,发号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车送远,游必于是,宴必于是。极长川之浩浩,见众山之累累。王室载怀,思仲宣之能赋;仙踪可揖,嘉叔伟之芳尘。乃喟然曰:黄鹤来时,歌城郭之并是;浮云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纪兹贞石。时皇唐永泰元年,岁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这篇楼记,不仅像唐代诗人崔颢、李白那样将黄鹤楼跟鹤与仙人紧密地联系起来,且是诸多关于黄鹤楼的史料之中最为吸引后人瞩目的文章。它以“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交代了唐代之前,与黄鹤楼相关的记述,分别是在《图经》、《神仙传》、《述异记》之中。
《图经》,是配上舆图的方志,类同于现存最古的《元和郡县图志》。阎伯理《黄鹤楼记》文中所指的《图经》,时至今世,早就已经没有了。
《神仙传》,是东晋葛洪的著作。根据收录于《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九》之中的唐代梁肃《神仙传论》:“余尝览葛洪所记神仙传,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惟柱史、广成二人而已”。《神仙传》共记述了一百九十位仙人。而现存于《道藏》、《四库全书》的两种《神仙传》文本,分别是九十二人附二人,八十四人。可见,二种文本皆是散佚过半。阎伯理所指的跟黄鹤楼相关的仙人(或许就是费祎)之传,正好是佚失了的。
《述异记》,共有二种,作者皆是南北朝之时,一为南齐祖冲之(十卷),一为南梁任昉(二卷)。原书早已失传,留存至今的诸多篇章,皆为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广记》所收录。这二种文本之中,都是有着跟黄鹤楼相关的那条记述;比较而言,祖冲之《述异记》的记述稍微详细一些。兹录于下:
荀瓌字叔玮,事母孝,好属文及道术,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眇然烟灭。
这段文字,所记之人,共有三位:驾鹤之宾、黄鹤楼主、荀瓌。驾鹤之宾乃是仙人(或即费祎)。黄鹤楼主是驾鹤之宾的故人,因而,能与驾鹤之宾就席欢对。荀瓌是旁观者。
阎伯理《黄鹤楼记》“仙踪可揖,嘉叔伟之芳尘”的“叔伟”,与祖冲之《述异记》“荀瓌字叔玮”的“叔玮”,指的是同一人。“玮”、“伟”二字之异,属于笔误。因为,根据《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十四·费祎》,江夏鄳人费祎的表字是文伟,并非叔伟。
况且,费袆乃是《图经》所说的“驾黄鹤返憩”于黄鹤楼,与《述异记》的“驾鹤之宾”,是彼此相应的。荀瓌“东游”而憩黄鹤楼,有幸遇见“驾鹤之宾”,得以旁观仙人之异事,却未沾染仙气,只是对着仙踪拜揖而已。故尔,以阎伯理而言,只好希冀步荀瓌之芳尘,能够在黄鹤楼遇见驾鹤之宾。
不过,唐朝之前,还有一位跟黄鹄矶有关的仙人。根据《南齐书·卷十五·志第七·州郡下·郢州》:“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这位乘黄鹤过黄鹄矶的仙人,名字子安,不知其姓。
显然,费祎与子安是不可混淆的。因为,虽然二者皆是骑鹤,但记述他们的文字有所不同,分别是:费祎驾鹤、子安乘鹤。
以《神仙传》、《述异记》、《南齐书》的成书年代来看,黄鹤楼与黄鹄矶的仙人故事,流传于东晋至南齐之时。
根据葛洪《神仙传·卷六·李少君》:“初,少君与议郎董仲相亲,见仲宿有固疾,体枯气少,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一篇,用戊巳之草,后土脂,精艮兽沉肪,先莠之根,百卉华体,龙衔之草,亥月上旬,合煎铜鼎,童男童女,服尽一剂,身体便轻,服尽三剂,齿落更生,服尽五剂,命不复倾。仲为人刚直,博学五经,然不达道术,常笑人服药学道,数上书谏武帝,以为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术所能延益,虽见其有异,以为天性,非术所致,得其药竟不服,又不解从问其方,为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后数月,仲并甚矣。又武帝数道其梦,恨惜之,仲乃忆所得少君药,试取服之,未半,能行,身体轻壮,所苦了愈,药尽,气力如三十时,乃更信世间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问以方意,悉不能晓。然白发皆还黑,形容甚盛,后八十余乃死,临死谓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怀恨黄泉,汝后可行求术人问解之者,若长服此药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遗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泽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数百年而已耳。乃具为说解其方意,所用物真名。道生合药服之,得寿三百七十岁,入鸡头山中,不知竟得道不”。
李少君,是西汉前期的著名异人,其事迹见载于《史记·卷一十二·孝武本纪》、《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上》以及东汉桓谭《新论·辨惑》。西汉孝武帝在位之时,李少君的影响已及于卾州江夏。并且,江夏的博泽先生知晓神丹妙药。可见,江夏在还没有黄鹤楼时,就已经跟神仙、道术有之一些缘份。
而关于子安,西汉刘向《列仙传·陵阳子明》:“陵阳子明者,銍乡人也,好钓鱼于旋溪。钓得白龙,子明惧,解钩拜而放之。后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龙来迎去,止陵阳山上百余年,山去地千余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当来问子明钓车在否。后二十余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鹤来,栖其冢边树上,鸣呼子安云。陵阳垂钓,白龙衔钩;终获瑞鱼,灵述是修;五石溉水,腾山乘虬;子安果没,鸣鹤何求”。可见,子安生活于西汉之时。
西汉之时,黄鹤矶应当还只是一座没有名字的石矶,垒落而寂寞地仰望白云,与江水为伴。子安就与黄鹤有了联系,并且,乘黄鹤经过那座无名石矶。可见,黄鹤矶这个地名的缘由,就是针对子安所乘的黄鹤。那么,流传于东晋至南齐之时黄鹤楼头见仙人的灵异故事之缘由的最初线索,则是始于西汉。
尽管,黄鹤缘由早在西汉之时,黄鹤楼的仙、鹤故事,却是迟至唐代方才盛扬。从西汉到唐代,中间经过了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隋。
在南梁之时,黄鹤楼下曾经成为坟墓。《南史·卷五二·列传第四十二·梁宗室下·安成康王秀》:“夏口常为战地,多暴露骸骨,秀于黄鹤楼下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此事《梁书·卷二十二》亦有记载。估计,集中埋葬数百具骸骨的坟墓,令人恐惧。或许,这就是南陈张正见《临高台》的“此中多怨曲”。为了冲淡恐惧,那就更加需要以仙人骑鹤的故事进行传说。故尔,逐渐的愈传愈盛,在唐代达到了盛扬的地步。
唐代之后,与黄鹤楼相关的仙人,不再以鹤为坐骑。
南宋张栻《南轩集·卷十八·黄鹤楼说》:“楼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题诗窗间,遽相传曰:此唐仙人吕洞宾所书也。文人才士又为之夸大其事”。在南宋初期,黄鹤楼跟吕洞宾有了联系。
至于元代,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五·吕喦》:“后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黄鹤楼成为仙人吕洞宾的升天之地。
而在金代王朋寿《增广类林杂说·卷十二》之中,黄鹤楼的主人是“江夏郡人辛氏”,黄鹤是衣服褴褛之道人用桔皮在楼壁绘就的图画。敷演至清代,褚人获《坚瓠八集·卷之四·黄鹤楼》:“相传唐时吕纯阳尝客兹地,倦寓酒家,日饮数壶,累至数百;不偿值,复索饮,主人供给无倦色。纯阳喜之。适啖西瓜,遂以瓜皮画一鹤于壁上。始,色瓜皮青,久之变黄,遂为黄鹤。纯阳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词,自敲板为节。已而唱时,鹤辄从壁间飞下,婆娑翔舞。观玩饮酒者,日数千人。凡阅数月,酒家得钱数百万,骤富。以钱酬纯阳,纯阳不受。遂构此楼志感,故名黄鹤楼”。黄鹤是吕洞宾用西瓜皮在楼壁上绘就的。
关于吕洞宾,根据《宋史·卷四百五十七·列传第二百一十六·隐逸上·陈抟》:“华阴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乃是关西逸人。
从关西到鄂州,吕洞宾颇为飘逸。但他的飘逸,主要乃是他的“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至少,比鹤飞得更快。他给黄鹤楼的墙壁画了能让楼主致富的黄鹤。
于是,后来者居上。时至今世,吕洞宾对黄鹤楼的影响,超过了起初的“驾鹤之宾”。因为,民国之时,黄鹤楼被改造为吕祖祠。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