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诛少正卯之疑

孔子在鲁国由大司寇代行宰相职事只有七日，就杀死了鲁国大夫少正卯，其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恶”，属于心术不正的杰出者，非杀不可。关于此事的记载，较为显著的是《尹文子》、《荀子》、《孔子家语》、《淮南子》、《史记》、《论衡》，一一如下。

《尹文子·大道下》：“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家语·始诛》：“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凡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淮南子·氾论训》：“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

《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难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

如果，将上录六条记载综合起来。那么，少正卯是个学者型的大夫，在鲁国的名气与孔子一样大，开馆讲学授徒，使孔子的学馆一连三次门庭冷落，只剩下大弟子颜回一人，孔子怀恨在心，等到当上了大司寇，就在代行宰相职务之时，七日之内，将少正卯以五恶乱政的罪名问斩，暴尸三日。这是创作小说的一大方法，从好多个地方采集人物、故事的素材，进行组合加工的处理，使人物形象饱满，故事情节完整。

当然，历史不是小说。史料对于一人、一事的记载，有其历史的条件性与事情的逻辑性，必须一处到位，并且，最原始的史料若有问题，那么，其事即是可疑。上录六条记载，无论哪一条，历史条件性与事情逻辑性都是不够到位的。

《尹文子·大道下》是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的最早文献，所记文字与《荀子·宥坐》基本相同，少正卯是“鲁之闻人”。《孔子家语·始诛》、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少正卯成了“乱政大夫”，《史记》有了诛卯的具体时间，但对《尹文子》、《荀子》提供的诛卯理由不予收录。西汉刘安《淮南子·氾论训》简单地引用了孔子诛卯之事。东汉王充《论衡·讲瑞》说少正卯是与孔子齐名的学者。《尹文子》、《荀子》、《孔子家语》是借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来说出五恶之人不可不诛之理。《史记》过于简略，诛卯之事无有事因，只有罪名“乱政”和诛卯之后收到了鲁国人民途（涂）不拾遗的成效。《论衡》是以孔子与少正卯的对比来说明普通学人难知圣人之理，就连孔子的众多门人也只有颜渊一人知晓孔子已是圣人。

闻人，是名气很大，闻扬于当时的名人，不一定就是做官的。少正卯，姓少正，名卯；少正，是王室之官，以官为姓，有此姓者，属于世卿之后，其身份应当是个卿或大夫。因此，《孔子家语》、《史记》将少正卯的身份从“闻人”改为“大夫”

五恶：心达而险（知识渊博、用心险恶）、行辟而坚（行为邪僻、坚持不改）、言伪而变（言论不实、随便改变）、记丑而博（刻意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为之博闻强记）、顺非而泽（不纠正错误言行、进行修饰积累）。《管子·法禁》：“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荀子·非十二子》：“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毋庸置疑，“五恶”之人足以“乱政”，的确与世有害。知识渊博、用心险恶，行为邪僻、坚持不改，言论不实、随便改变，刻意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为之博闻强记，不纠正错误言行、进行修饰积累，这些不良之邪恶，足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具有“五恶”特点之人，在现代已经比比皆是。这种高智商者，只要没有触犯法律的或者犯法了但没被绳之以法的，甚至比合法良民更合法。即使在重用刑法的现代，也不能依法制裁“五恶”之人。孔子生活在尚未重用刑法的礼制社会，能够诛杀“五恶”之人吗？

其实，诛杀具有“五恶”倾向的“乱政”者，属于法家思想。法家注重刑名之术，强调刑法的作用，儒家推重德政。法，其目的在于制裁不法，并非为了容纳不法。德，要使不德能够转变为德，不是为了消灭不德。孔子与尹文子、荀子在学术上是很不一样的，尹文子重于刑名，介于道、法二家之间；荀子半儒半法，讲究“礼法并用、王霸兼综”，既有王道传统，又有霸权思想，而使门徒韩非子、李斯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注重文、德、礼、仁，讲究王道传统，而无霸权思想。当然，这跟春秋与战国的时代之异大有关系。

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是大致地以王道为传统的。尽管周朝王室衰弱无力，仍被诸侯尊为天子；所谓的诸侯争霸，实为争伯，想要的是伯天下，而非霸天下。战国时期，才是真正地展开了霸天下的角逐，诸侯对周天子的存在已经完全的视若不见，霸权思想因而涌现，秦国大搞法家的一套，灭了周朝。然而，王道传统能使周朝延续八百年，霸权主义的秦朝不足二十年就遭到了灭亡！

《礼记·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乍一看，“四诛”之中的“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与“五恶”（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颇为相似。似可证明《尹文子》、《荀子》指斥“五恶”乃是“古之大禁”之言非虚。

然而，仔细去看，“四诛”是要有了“乱政”、“疑众”的具体事实方才可以诛之；“五恶”只是针对个人思想、言论的状态，不待其以行为付诸具体事实便可诛之。《尹文子》、《荀子》借孔子之口，指斥少正卯由于身兼“五恶”，“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并替孔子说明杀少正卯乃是“君子之诛”；《荀子》不止一次申明“五恶”属于“圣王之禁”、“古之大禁”

对于以思想、言论“乱政”之人实行“君子之诛”，属于钳制言论之自由，是为了走向君主霸权的。只要从君子之诛的理论中分辨其霸权意识，便可知儒、法之异。司马迁是对先秦各家有所明辨的，故以儒、法之异，在《史记》中只录诛卯之事，不取“君子之诛”的理论，而使少正卯的“乱政”只是一个不见事实的罪名了。当然，之所以收录诛卯之事，应当是司马迁基于对尹文子、荀子的尊重而已。

由于诛卯之事已经载入《史记》，似乎，乃是无误的史实。但因《史记》与《尹文子》、《荀子》所说不一，不大合乎客观逻辑。南宋朱熹、叶适，金代王若虚，明代陆瑞家、尤侗，清代崔述、梁玉绳，民国梁启超、钱穆、徐复观、唐君毅，他们认为孔子诛卯是不可信的。

首先，在时间上，即事情逻辑性的第一要素，是有问题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定公十二年，孔子因为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而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那就不能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再在鲁国于定公十四年诛杀少正卯的了。孔子“毁三桓城”（堕三都）是在定公十二年，《史记·鲁周公世家》相同于《左传》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却将此事记作定公十三年。

春秋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逝于公元前四七九年；战国尹文子生于公元前三六零年，荀子生于公元前三一三年。成书早于《尹文子》的《左传》、《国语》、《论语》等书，都是没有提到孔子诛卯之事；那么，尹文子、荀子何以得知？至于东汉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说少正卯是个令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学者，更是无稽之谈。

其次，在历史条件上，很有问题。孔子虽然在鲁国代行相事，但身份是个大夫，杀掉同级的另一个大夫，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刑不上大夫”（大夫犯罪，其性质超过了一般的刑事案件，必须国君亲自主持议决，使大夫引决自裁）是周朝礼制的主要特点之一，代行相事的大司寇所能处理的是士与民的刑事案件。即使按照处理一般的刑狱，也要“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然后“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这些程序，很难在七日之内完成。

《礼记·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朝天下，天子之下是诸侯，诸侯之下是卿，卿之下是大夫，大夫之下是士。卿，是有封地可以世袭的大臣，相当于宰相，叫做卿相；大夫，也有封地可以世袭，是担任重要职事的官员；士，是低级官员。一个普通的诸侯国，只有三个卿、五个大夫、二十七个士。一个大夫怎能轻易的在七日之内以“此小人雄桀也”的理由杀掉另一个大夫呢？

第三，从理论上，也有问题。先秦诸子擅长假借古圣说出自己的理论，著作之中多有寓言，岂能当真。《尹文子·大道下》、《荀子·宥坐》假托孔子之言指出“五恶”的不可不诛，纯属寓言。并且，杀少正卯之事与孔子的一贯思想完全不相吻合；《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提倡仁德，反对轻易杀人。

《史记》一书，并非所记之事一一皆确。除了孔子诛卯的时间在《孔子世家》与《鲁周公世家》构成矛盾，另外还有一些讹误。例如，《史记·滑稽列传》里的楚庄王极为爱马，要以大夫之礼葬马，优孟为之哭谏，劝下了庄王；优孟之谏中有“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之语；楚庄王逝于公元前五九一年，二百多年之后，韩、赵、魏三家分晋。楚庄王之时的楚国，哪来的前有赵，后有韩、魏。

《尹文子》、《荀子》、《淮南子》所说的“子产诛邓析”，还在《列子》、《吕氏春秋》等书得到引用，犹如统一了口径。然而，《左传·定公九年》里的记载却是“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子产死于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郑国大夫邓析以竹简抄写刑书进行传播，并以两可之说鼓惑国人，制造诉讼，被杀于鲁定公九年（公元前五零一年）。郑国上卿驷歂杀邓析是为史实，属于当时的一件大事，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非议，认为邓析即使不忠，“弃其邪可也”，杀掉邓析，“用其道而不恤其人”，太过份了。

春秋中期至晚期，郑国七穆专政（郑国世卿是郑穆公七支后裔：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故有上卿杀大夫（驷歂杀邓析）的擅权逾级之事。如果孔子诛了少正卯（大夫杀大夫），所逾越的等级跨度就大了一个档次。连上卿杀大夫都被当时的史书记载了，又怎能不记大夫杀大夫之事？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