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中午休息的时候顺路到单位附近的好朋友的办公室聊天，女人间都是工作生活中的琐事。说起职场人心也真是叵测，有的时候一个大任务下来能够干活的没几个人。不由得，我们又想起了彼此在二十五年前一起工作时候的场景。虽然都是年轻人，但大家都没有特别多的心机，全部都想着怎样把工作做好。也正因为如此大家的亲密关系也才能保持到现在，此之所谓“惺惺相惜”。
和好友谈起趣事。我到了这个新的环境以后，发现居然有老朋友潘也在这个组里，我们可是九五年就一起共事的，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年少轻狂，我们俩还曾经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期。潘在我来之前绝对算的上老同志，几位组长如果不是很尊敬地称呼他为“潘老师”的话，也一定称为“老潘”。我刚来本应该很注意的，但是说话不经意间就称呼他为“小潘”。话一出口，大家十分诧异，纷纷考据我们俩谁大？于是我们赶紧解释“老潘比我大两岁，但参加工作比我晚，所以延续当年的称谓，一直也就叫小潘了。”老潘接着补充说“当年我们从外地过来刚参加工作，总是她带着我们组织活动，出去玩儿，她工作早所以当年更成熟一些”不过，从这句话，大家也可以看出，新环境里我绝对也算的上老人了。
记得小潘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校长心疼这些外地的孩子们生活清苦，就利用假期的时间给教学楼刷墙，都是这些新同志自己干哟，我是老同志自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小潘说“当年刷墙挣得钱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还有富余呢。”那个时候要感谢我们学校的体制，属于民办公助学校，这些重点大学的高材生才有可能和我这个小学老师一起工作。当年取教师资格证的时候，我的就是小学教育，他们的资格证都是我亲手办的（曾干过几个月人事工作呢），取的都是高中教师资格证。那天我和闺蜜魏谈起此事的时候还说，当年我们都是不甘心只做小学教师的，否则大家也不会走到一起。虽然我们现在不同的岗位工作，然而觉得当下真正做教育的普通教师我们还真算得上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也算教育的实干型人才。
正是由于当年的学校体制的不同，当年我调入那个学校的时候和校长谈理想，他说要把我们的学校办成国家教委课程教材改革的基地，学校会成为全国教育改革师资培训的摇篮，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冒着铁饭碗被打破的危险调入，没想到阴差阳错，现在依旧是体制内的基层干部一名。
当年我虽然很年轻，但同事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相比他们我还算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因此年轻的时候脱颖而出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刚到学校我就成为学校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学校很多重大决策，负责学校的德育和少先队建设，那个时候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监管，完全凭着年轻人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热情，校长更是对我人财物多方放手。不过，我并不会滥用职权。记得94年左右，望京还是一片荒凉，很多学生的家庭还都是平房。寒假，我们就想充分利用学生宿舍的资源开办了冬令营。没有旅行社，没有专业导游，只有全校报名上来的近百个孩子，我要从吃穿住用行全面统筹考虑。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哟，能够协调安排做好这些工作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先说吃饭吧，食堂的师傅一般都是临时工，假期是没有薪水的，这个时候办冬令营，吃的肯定会特别好，成本也可以提升，师傅的薪酬也可以有一定的保障。学校的宿舍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参加冬令营，白天参观，晚上组织各项活动，把孩子交给老师是最放心最省心，也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孩子们活动的成本。孩子们寒假独自在家很无聊，这里不但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参与社会实践还能完成各项作业，开阔视野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也是受益无穷。老师们也是自愿报名，寒假的时候既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参观考察，工作强度也不是很大，我们也会给老师们发放一些工作补贴，大家也乐于接受。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怎样少花钱多办事，把活动开展的有意义，让孩子们终生难忘。
那时候老美叔叔的女儿朱颜住在我家，晚上睡觉前我们会聊天。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一直给童趣出版集团的CEO老总作翻译，所以很多活动策划就是我们姐俩在被窝里谋划出来的。
当时童趣出版集团下属的杂志为《米老鼠》，年终促销搞活动的时候会抽奖，中奖的孩子会在父母的陪同下到京旅游，而所有的费用都由童趣出版公司买单。然而，他们中奖的孩子毕竟很少，孩子们在北京旅行也缺少共同参与活动的小伙伴，这样，童趣出版集团再拿出一部分奖品，并组织相关活动，把我们学校的冬令营补充进来，这样我们的活动得到了宣传，孩子们得到了很多精美的礼物，童趣出版公司也扩大了影响力，这样共赢的活动我们坚持搞了好几年。
现在翻一翻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干活儿留下的身影。我记得去中华民族园的时候，整个公园只有我们的学生在活动，平常关注的安全我全然不顾，只告诉公园职员，看住大门一个孩子也不能放出去。孩子们自己玩的可开心啦。那个时候人少孩子多，我不可能把孩子们照顾得面面俱到，就告诉他们，我没时间点人数，自己看着老师别把自己丢了，越是这样，孩子们盯老师盯的越紧，所以现在组织活动我也很少数人头，很多老师都不适应呢！可这点上我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异常现象，反而是数人头的老发现少那么一两个孩子。还有一次去慕田峪长城，我记得当天是七八级的西北风，可天气真是可人疼，等我们到了长城，暖洋洋的，完全没有刮风的侵扰，估计被大山都挡住了。大家总说我是个福星，天气总能鬼使神差地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变得特别好。
其实也不是任何意外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经常和家长沟通，一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如果从小都没有尝试过任何危险的运动，甚至都没磕破过膝盖，没有在身上留下一点点的伤疤，这样的男孩子能算得上男子汉吗？相必，当年的我虽然年轻，但观点还是得到家长们的认可的，正因为功课做在前面，所以孩子们有些磕碰家长们也是理解的。况且那个时候孩子们每年都会有一个50元的意外伤害保险，磕碰等通过学校渠道是可以理赔的，学校和家长不用为费用纠缠。这也是能过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的教育有些因噎废食了。
记得04年左右学校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第一个毕业的班级有两个孩子考上了北大，他们回来后和我说“*老师，您看现在的孩子多可怜呀，每天就是学习，我脑子里全是小学的时候您带着我们玩的印象”。是呀，我的一贯理念就是“玩儿也是一种能力！”我相信只有会玩儿的孩子才更会学习、工作和生活。一家之言，绝不是给教育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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