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古典而悠久的名词。比起这种古典和悠久，天津问津书院成立五年，时间并不算长，但却如一枝出墙的红杏，以其骄人的成绩，引起世人的瞩目。

　　天津旧时曾有一座问津书院，它是天津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宏大、持续时间最长久、社会影响最深远的教育机构，在天津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大盐商查为义将自己在天津城内鼓楼西南隅一处旧宅地捐出，由长芦盐运使卢见曾督建而成一座书院。卢见曾将该书院命名为“问津书院”，他在《问津书院碑记》中说：“孔子之道犹海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汛海者……不能达者皆不得其津者也。”书院以“汛海问津”之旨勉励学子刻苦学习。问津书院“延师选士”“肄业讲学”，为士子预备科举之所。直到光绪年间，该书院仍很兴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书院几乎被毁。当代学者王振良先生延古更新，主持成立了新问津书院，选址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巷肆创意产业园，2013年6月正式挂牌。问津书院致力于打造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交流、协作、推广的平台，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主旨，积极推动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发掘、保护、宣传，同时大力推广全民阅读和营建书香社会。问津书院设立了公益书吧和地方文献中心；定期推出公益讲座“问津讲坛”，免费向社会开放；编印了大量有关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刊、资料；以天津历史文化名人为主题，多次举办学术讨论会；主办了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由于问津书院在地域文化研究和全民阅读推广方面成果颇丰，影响很大，现已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知名地标之一。

　　以旧问津书院为代表的传统书院，与以新问津书院为代表的现代“书院”模式，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具体功能和服务对象也有所差异，但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社会发展的转折期和关键期对推动文化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转型，往往表现为文化的变革和进步过程。文化转型的实质，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社会群体中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新旧转换过程。具体到近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化转型就是由传统文化转变到现代文化。而传统文化之发生转变，一是其内部产生了某些新的因素，造成原有的文化结构失衡，二是传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渗透和挑战。

　　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主要用来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刊印书籍。最初由富户、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筑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后来由朝廷调拨田亩和经费等，并派员参与管理，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书院出现在唐代，而兴盛于宋代，当时出现了一批著名书院，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并称“四大书院”。天津的书院出现较晚，主要集中于清代。这是由于明清以来，天津的经济、文化地位日益突出，城市规模迅速发展，外地人口大量涌入的结果。在朝廷重视和加强控制书院的背景下，书院作为官办儒学的补充，发挥半民半官的优势，对推进天津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建立会文书院碑记》所记：天津“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旧问津书院作为士子预备科举之所，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晚清时期，各地书院兴起改革热潮。其内在的动力，源于清政府文化专制政策导致的书院教育衰败；而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近代社会转型，则构成了书院改革的外在动力。改中学之旧，立西学之新，成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中心内容。在外力的推动下，书院改革继承了传统书院改革的精神，同时出现了近代化的量变反应，实现着从古代到近代、从传统到新派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嫁接与融合，并促使书院借助西学之力向现代转变，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会文书院在天津城东门里仓廒前、文庙后筹建，并将儒学（文庙）后院房舍改为讲堂。光绪二年（1876），会文书院建成。到了光绪五年（1879），因应课的举人人数增多，天津知府马绳武责成商人严克宽、黄世熙负责，在儒学后院向外开拓，买民房数处，添建房舍、藏书室，并在书院内设立启蒙塾馆，即会文总塾和崇正总塾。主持会文书院修建的知府马绳武认为，天津原有的书院“皆为生童而设，孝廉不与焉”。因此会文书院办学之初，就提出要“专课举人”，教学特点鲜明。书院建成之初，经盐运使祝垲批准，“由运库杂款内，岁拨津蚨千缗，著为常例，作每年膏火、杂费之用”。此外，还有津门官绅捐赠，除了建造院舍和教学费用，“其余资发质库生息”，以备不急之需，“如再有不敷，仍由本府（天津府）筹款补足”。书院考课办法是，每岁课试日期，按运司、津海关道、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县令轮转，“每课奖赏，各官自备”。也就是说，由这些官府衙门轮流督考，并负责考课费用和奖金的筹措。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名教育家严修、林墨青等将分散的私塾集中于会文书院旧址，创建了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会文书院系天津文庙利用自己在科举制度中的地位，并且提供庙内房舍，与社会力量合作，在官府的大力支持下，共同致力于“专课举人”的教学，成为官办教育与民办教育成功结合的范例，并为近代新式教育探索出了一种发展模式。

　　以天津城内问津、会文两大书院为代表的天津传统书院，虽然无力改变、扭转和挽救千年科举制度在封建末世日渐式微的趋势，但它们的主事者审时度势，锐意进取，以“汛海问津”的励志精神和“专课举人”等改革举措，在经营好书院自身的同时，推动天津的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向更加注重实效、更加注重培养实际人才等积极方面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清代天津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天津成为中国教育转型和文化转型的试验基地和领先城市。

　　近五年来，新问津书院在继承和借鉴旧问津书院优良传统的同时，顺应天津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新要求，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努力创建和形成现代“书院”新模式。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重视不到或顾及不到的学术研讨会，问津书院认为有意义，便出面组织举办；出版社估计没有销量、怕赔钱的学术著作和文史资料，问津书院认为有价值，便以书院为编辑平台，联系作者与出版社进行合作出版。有益的结果已经证明，这些研讨会应该办，这些书应该出。问津书院的这些作为，有效地纠正了某些体制内的偏颇，弥补了某些体制内的欠缺，并且对文化体制的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也正是新问津书院在社会发展的转折期和关键期对推动文化转型发挥的重要作用。问津书院五年来取得的初步成就，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及市、区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广大市民的称赞。

　　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秉承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现状，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人关心的文化问题，提出中国的文化方案。问津书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可以视为在文化方面的有益探索，其成功经验值得从事城市文化工作的部门和单位认真总结和研究。

　　近年来，由于数字文化产业部门的超常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跃入一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先导的全新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需要以新技术为基础、以新业态为引领、以新理念和新思路加以应对的新形势。由于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两大体系构成的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以广电等传统媒体为主要载体、以在地硬件设施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文化服务体系；另一个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以新兴媒体为主要载体的、以在线内容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文化服务体系。这两大体系相互配套、相互支撑、日益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问津书院所从事的地域文化研究和全民阅读推广等实践活动，与后者密切关联，更符合文化传承新形势，有条件尽快建立起有效服务于个人创意活动的新一代数字化、智能化的文化基础设施，为个人提供丰富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智能化服务，使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从田野、课堂、图书馆、博物馆中走出来、活起来，进入生活，走向世界。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满足文化需求，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问津书院较少体制内长期积存的压力和负担，可以轻松上阵，大展宏图。

　　还有一个话题，有的城市最近出台了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保护利用好老旧厂房，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再生价值，兴办公共文化设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新型城市文化空间。根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的调研数据，北京的老旧厂房尚有七成左右处于待开发状态。为避免盲目拆建、过度改造等问题，北京市明确要求要妥善处理“保”与“用”的关系，确立“该保则保、以保定用、以用促保”的总体原则。在“用”上，着眼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挖掘老旧厂房空间资源，承载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实体书店、艺术影院、非遗展示中心等文化设施功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能力。此外，还将聚焦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动达到一定规模和符合建筑标准的老旧厂房资源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型，对接导入高端项目资源，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天津新问津书院所坐落的巷肆创意产业园，即是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范例。巷肆创意产业园的前身为天津橡胶四厂老厂房，是天津市重要的工业遗产资源。巷肆创意产业园利用城市再生理念，在保持厂房原有结构、形态和风格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创新，既延续了人们心目中的城市记忆，又赋予了其新的功能和定位，使老建筑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巷肆创意产业园建设由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优秀团队合作完成。该园目前已汇聚了多家中外企业。问津书院的设立及开展活动，成为巷肆创意产业园最鲜亮的文化招牌，使得企业文化内涵更加充实和丰富，亦为天津这座老工业城市的提升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望成功的文化之路。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南宋诗人叶绍翁所表达的意思是，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探出墙头宣告春天的来临。同理，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禁锢不住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借此诗句，祝贺问津书院业已取得的成绩，也祝福它未来获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