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侯福志老师的微信博文“电匣子”颇多感慨，引发共鸣。我对电匣子的记忆挥之不去，简言记之。

十里不同俗，北京的通州和天津武清虽然毗邻，称谓相似却不同，我家乡的习俗是把收音机称为“话匣子”。小小的收音机慢慢推动开关齿轮，声音变由小到大地传播开来，各个栏目都会随着音频传递过来，让我们仿佛感觉到一个陌生人在不停地和我们对话。相比“电匣子”，“话匣子”的称谓更加精准一些。正如北京俚语中也把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讲述比作“打开了话匣子”，很是形象生动呢！

收音机兴盛发达于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当时的功效和影响力可以堪比如今的电视+网络，在那个人民文化水平不高，信息媒介有限的社会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宣传和政治引领作用。我身边的亲人对“话匣子”的情感，让我加深了对先人的认知，也成为我背后成长和生活环境的一个写照。

        姥爷的收音机

姥爷是一个北京郊区农民，成分是上中农，整体的家庭环境不错。在他身上我看不到典型农民的阶级烙印，他平生都是做一些潞河中学工友、通惠河闸口管事的“俏”活儿，我印象中他很少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我对姥爷的印象不好，毕竟农村都是重男轻女的，更何况我还是个外戚，但姥爷的孩子们都很优秀。大舅是部队里一名高级干部，才华横溢，二舅当年在北京广播电视器材厂的劳资科供事，心灵手巧。六十年代，二舅利用单位的废旧零件给姥爷亲手攒了一部简易收音机，这可是乡下少有的奢侈品。为了炫耀自己儿子的出息，姥爷听收音机的时候把它挂在自己大门的门框上，引得很多邻居羡慕称赞。不过姥爷这幼稚的举动却让孩子们好好数落一番。再后来，家里就置办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收音机，放在正房东屋的大墙柜上，小孩子们可是不可以随便把玩的。

       奶奶的收音机

姥爷家是郊区大户，奶奶却是北京土著大杂院的市井百姓。由于奶奶身体不好，病退后常年寡居，陪伴她最多的就是一只收音机和一只猫。每年只有寒暑假的时间才会有我这个小孙女去她的家里小住时日，这也是她生活的慰藉。说心里话，我不爱去奶奶家，因为寂寞。在自己家里我除了有小伙伴外还可以每天晚上看电视（我家70年代末就有9寸电视机了）。父亲也想给奶奶买一台电视机，但老太太老怕自己因此就会多公摊大杂院的电费，死活不干。住在这里，每天天不黑都不让开灯，真不习惯。为了哄我高兴，奶奶每天保证我一根冰棍，还有她心爱的收音机，并把栏目主动调整到“小喇叭”节目：开始总是---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结尾必是---小朋友再见！

后来大一些我就会和奶奶一起听《岳飞传》痛恨死了金兀术，还有《隋唐演义》等。也正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刘兰芳和连阔如等艺术名家。后来没想到还能和老艺术家结缘，表妹因公赴台任务之一就是要照顾好刘兰芳老师，刘老师特意回送她一顶天蓝色草帽，这顶帽子还在女儿头部意外伤后成为了保护伤口的重要道具了。

    父亲的收音机

父亲的一生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我们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他每天都要自行车往返五十多公里上下班，就是这样还每天给我们带好吃的零食，让我们成为小朋友中最令人羡慕的孩子。一个曾经的公子哥落户郊区的优势就是引领时尚，电视、冰箱、汽车我家都是第一批有的，大家都认为父亲是“神”一样存在的人，其实他就是沾了工作便利的光，因为是物资局的官员。童年的生活虽然都很清贫，但父亲每到周日一早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沏上一壶茶，侍弄花草。我家的小院里茶香、花香和着烟草的氤氲，伴随着字正腔圆的西皮二黄就是我童年的写真。这种幸福真是短暂的，美妙的，让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沉浸在旧梦里。正是这部小小的收音机，让我这个看似还时尚潮流的女人居然明辨谭派的铜锤花脸，和马派的老生唱腔。尤其记得父亲总爱随着收音机唱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知道这是在说我，因为和城里的同年龄的女孩子们比起来，我小得时候更能够为父母分忧。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一位如父亲般的长者称呼我一声“丫头”我都难掩心中的激动和眼中的热泪。

岁月更迭，时过境迁。曾经的收音机逐渐被收录机、随身听等一系列电子产品取代，广播时代的辉煌已成过去，但我依旧喜欢它们。尤其是喜欢开车的时候与它为伴，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