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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逢他的出生地雅典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变动，这座城市最终使苏格拉底成为其弊端的牺牲品而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对苏格拉底众多的了解大部分是来自于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是一位巡回式的哲学家，他全部依靠公开讨论和演说的方式去教导别人，而从不写关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著作。

不像他之前的希腊哲学家们那样，对比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沉思，苏格拉底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即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以及对人们来说什么是善的生活。因此，他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的开创者。更确切的说，他对道德事务的关注经常会使他陷入与雅典城长者的冲突之中，后者控告他用革命性和异端性的理论腐化富有阶层的青年。

苏格拉底的确是一个不屈服的人，对于与他谈话者的惊恐失措，他声称他唯一确定的事就是他的无知。的确，他的教学很大一部分是要求他的听众们去对各式各样普遍的理念和观念下定义，例如美，或者善，或者虔诚，只有通过逻辑上的辩论才能揭示出所有约定俗成的定义和普遍的概念都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认为，苏格拉底的这种技巧是虚伪的，并认为苏格拉底具有比他表现出的更多的智慧。尽管这样，苏格拉底的这种方式为人们在不加批判的接受正统学说的危险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通常指责那些声称对某些学科具有确凿知识的人，并运用逻辑辩论使他们哑口无言。主要就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影响，哲学发展成为一门具有持续批判反思性质的现代学科。我们从苏格拉底得到的启示是，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讲，最大的危险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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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雅典城贵族青年的爱戴，苏格拉底在他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树立了众多的敌人。在他大约七十岁的那一年，在雅典经历了几次政权的更替和一段时期衰落的命运之后，苏格拉底因为“腐化青年”和“不信雅典的神”的罪名被带去接受审判。看起来，这些控诉主要的目的是试图使苏格拉底放弃他那具有颠覆性的公开演讲，并且要使雅典城的公民相信新政权在法律和社会秩序上更具约束力。借助带有内疚的恳求他也许可以避开这次审判，并且作为一个自由公民而度过余生。但是他用他那典型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向起诉他的人做着长篇的演说，并且声称神派他到雅典就是要他完成实践和教授哲学的使命。当被问到被发现有罪，他认为他应当接受什么刑法时，苏格拉底建议说他可以接受仅仅15塔拉的罚金，以此来嘲笑法庭。这使法庭内感到震惊，于是以比先前投票他有罪更大得多的比例投票将他处以死刑（喝毒芹汁）。苏格拉底平淡轻易的答应遵从他的城市的法律，并且阻止他的家人和朋友前来观看他行刑。

苏格拉底的审判、死亡以及发表的最后的演讲都在柏拉图的对话录的自辩篇、克里托篇和斐多篇中被精彩的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