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各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稳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应该看到，有些地方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存在一些误区，一些做法值得进一步商榷，需要及时调整方向，避免改革偏离方向。
倾向一：搞绿色就是禁养殖
绿色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去年以来，各地围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积极推动了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布局调整、渔业减量增效等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有的传统生猪养殖区片面强调治理生猪养殖污染，对生猪养殖场一关了之、一禁了之，广东省的个别县市就提出了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的目标。据统计，2016年南方水网地区10省因划定禁养区而关闭或搬迁的生猪1672万头，占2015年底全国生猪存栏3.5%左右。其中，浙江关闭或搬迁565万头，占全省2015年底存栏数的76%；上海关闭或搬迁60万头，占全市2015年底存栏数的41%；广东省关闭或搬迁352万头，占全省2015年底存栏数的16%。有的渔业主产区为了强调渔业减量生产，全面推进海洋养殖退养，对近海养殖一退了之。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对农产价格稳定和农民增收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影响市场价格。2016年生猪价格一路上涨，与部分地区大量禁养殖、拆猪场，导致供给规模急剧下降有密切关系。据农业部监测，2016年6月（价格最高月份）全国生猪批发市场价格同比上涨35%，而南方地区领涨特征非常明显，广东、浙江、上海分别上涨48%、53%、5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2016年下半年以来猪肉市场回稳，但近期北京等地市场肉价“涨”声又起，这与存栏量下降密切相关。年关将近，猪肉价格走势各方高度关注，需要密切关注，防止供给减少与需求增加碰头引起的价格暴涨暴跌。另一方面，影响农民收入。沿海地区某省渔业部分负责人反映，近海渔民打小就以打渔为生，如果把养殖场一关了之，渔民短期内很难找到出路；再加上前期养殖设施建设投入，渔民增收很困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必须以一贯之。但也要看到，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并不是不发展，而是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基础上，有序有度发展。因此，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和养殖业发展的关系，避免为追求绿色发展，造成农产品供给断崖式下降，导致市场剧烈波动和农民收入下降。一方面，继续优化养殖布局。调整优化南方水网地区、“两湖”养殖布局，合理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对于该禁的要坚决退养禁养，并引导引导养殖业向玉米主产区、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并加大对转产的农民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加大养殖场改造升级支持力度。对于生猪养殖，要加大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设支持力度，全面启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减少养殖污染排放。对于渔业养殖，推进渔业标准化健康养殖，引导渔民发展生态渔业、观光渔业等。
倾向二：市场化就是减投入
市场化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市场化过程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实践工作中，个别地方推动政策市场化改革中，片面强调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出现了“重市场、轻政府”的倾向，认为市场化就是依靠市场，忽视发挥好政府支持保护作用，只要一提市场化就是减少投入。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个别地方打着整合优化的旗号，把农业补贴整少了或整没了。据我们对湖北、甘肃、江苏等6省调查数据，2013-2016年大部分省省级财政支农投入虽然总量略有增长，但增幅明显下降；个别省支农投入已出现下降趋势。湖北省2015年省级支农投入与2014年持平，2016年仅比上年增加500万元。甘肃省2016年省级财政农业投入比2015年减少2.17亿元。
农业作为基础型产业，具有公共公益属性和正外部性，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等是一家一户农户办不到、办不好的，必须由政府投入才能建好。同时，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很多举措都离不开政府投入的引导和支持，比如粮改饲、粮豆轮作等，农民要看到效益才会主动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必须有更加完善的设施条件。这种倾向如果持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无法顺利推进，农业的发展基础也会受到影响。从发达国家改革历程看，各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农业投入并未减少，而是通过调整补贴结构，适应WTO规则。据统计，2005-2014年OECD国家的农业补贴率基本稳定在22%左右，而脱钩补贴从80年代末的1%增加到2010年的23%左右。在补贴总量上，目前韩国、日本的农业补贴率在50%左右，欧盟有23%，而我国只有10%左右。
因此，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不能片面强调减少政府投入、也不能片面强调依靠市场，而应合理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确保政府和市场都能精准发力。在定位上，政府要把该办的事办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绿色农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培育等领域做好建设者，加大投入支持力度；把市场办的事放给市场，在农产品价格形成、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做好监管者，尽可能减少干预。在投入上，应按照中央要求，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确保农业投入适度增加；优化投入结构，推动投入由“黄”转“绿”，由直接补贴向普惠性的脱钩补贴转变，增加绿色发展、耕地建设、贷款贴息、保险等补贴力度；创新投入方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行以奖代补和贴息，探索利用政府未来投入为现在融资创造条件的有效形式，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进省级担保机构向市县延伸。
倾向三：育主体就是垒大户
新型经营主体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有利于打通先进技术、现代要素和管理理念进入农业的通道。这些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前两年，部分地方出现了规模垒大户的倾向，一味求大，强调农地经营规模越大越好。中央进行了及时纠正，强调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今年以来，这个“垒大户”倾向又出现了另一种“升级版”，即政策“垒大户”。部分地方设定了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支持的门槛，只有达到门槛才能给予补贴，把政策实惠都集中到大的经营主体，造“瓶景”、垒大户。据农业部课题组对22个省扶持新型主体的文件梳理，有19个地方规定了经营主体的规模下限；据对325名县乡干部调查，90%的干部认为目前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政策存在只有“部分地区、少数主体”才能获益的现象。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农业经营仍然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普通农户还是大头。这种倾向会产生“马太效应”，使得一些本应“雪中送炭”的农业公共政策，最终变成了“锦上添花”。个别经营主体越做越强，而普通农户越做越小，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同时，使本应该在市场在锤炼成长的新型经营主体产生假性竞争力，一旦支持政策减少或取消，他们就很难适应真正的市场竞争。长此以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要把握好新型经营主体的“度”。规模经营不是越大越好，要和农业发展水平、物质装备技术条件支撑、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等相适应；要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适度规模，确定支持政策的重点方向，重点将示范性、引导性的农业政策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并把带动普通农户情况作为考核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要重视带动普通农户发展。在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通过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土地入股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让普通农户搭上规模经营的快车。
倾向四：调结构就是减粮食
调整粮食生产结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并不等于全部。基层调研时，不少地方同志一提结构调整，首先想到的是粮食多了，应压减粮食面积；制定结构调整目标时，把压减多少粮食面积放在首位；确定工作举措时，也往往围绕着“压粮”转。甚至于有些地方领导同志把粮食增产当成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隐患”。
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必须有个清醒、全面的认识。一方面，目前粮食确实是多了，生产总量超过了需求总量。玉米常年需求量1.9亿吨，生产量达2.2亿吨，库存已经接近一年产量。另一方面，粮食多主要是结构性多、区域性多。东北第四第五积温带、北方农牧交错带、西北地区等非优势产区种玉米种多了，强筋弱筋小麦供给不足。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决粮食生产中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减粮食；随着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我国农产品需求将呈刚性增长，粮食供求“紧平衡”是长期态势，这是必须把握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从过去两轮农业结构调整教训看，如果单纯把减粮食作为重点，改革便会停滞不前、陷入“空调”，经济稳定发展大局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调减粮食，不能形成调减粮食生产的普遍预期和共振效应。未来，可以不追求产量的增长，但一定要把巩固提高粮食产能放在首要位置，必须继续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守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底线。当前，重点是抓住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应抓紧出台“两区”建设指导意见，尽快划定并建档立册、上图入库；尽快建立“两区”建设的政策支持体系，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二是研究划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自给率底线。综合考虑供求情况，研究确定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不仅国家层面确定，各地也应结合实际确定，确保有的放矢开展结构调整。三是加强粮食生产的监督考核。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将口粮自给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加强监督考核，推动责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