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故宫大本堂——太子读书处

在明故宫内有一座富丽堂璜的殿宇—大本堂，那就是明初太子读书的地方。

明初南京皇城的宫城部分总体分中东西三路，以午门为中轴线而南北走向的一路为中路，俗称中宫，中宫东面以文华殿为中轴线而南北走向的一路为东路，俗称东宫，中宫西面以武英殿为中轴线而南北走向的一路为西路，俗称西宫。太子读书处的大本堂即位于东宫范围内。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戊戌朔辛丑，宴集东宫官及儒士，各赐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也就是说大本堂在此之前已经成为太子，诸王读书和藏书之处。朱元璋还写了一篇《睹春光记》“洪武六年，岁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时当巳漏，坐大本堂，阅幼儒习诗书……”。来记载他坐看皇子和伴读生读书的情境。

关于大本堂建筑的起始年月目前尚有分歧，但它是在吴元年（1367）朱元璋命令有关部门开始建筑庙社，立宫室到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之间应该没有疑问。虽然它作为太子读书场所只存在一段时间，至于太子何时改在文华堂读书，不得而知，但它对明朝的教育和藏书却有深远的影响。

大本堂中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朱元璋开国之初就有搜求前朝及民间遗书的传统，大力收集四方典籍。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朱元璋攻克建康，即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二是在元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命征虏大将军徐达移师北伐，并在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入元大都。入城之后，即封存了元朝皇家和中央官府藏书。十月十七日，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中提到：“（元朝）秘书监、国子监、太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器、仪卫、及天文仪象、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赴官送纳。”这说明元朝皇家及中央官府的藏书在此之前已下令收集运回应天府。这样一来元朝皇宫的秘本藏书及民间藏书也被源源不断地运至南京，其藏书量可谓有史以来中国之最。其中有一部分就入藏大本堂，而这些藏书都有专门的藏书印记，在洪武四年正月还赐给皇太子一枚玉图记，其形状是蟠龙为钮，方阔为一寸二分，高为一寸六分，文曰大本堂记。大本堂的藏书印记在1998年12月，国家图书馆发行的我国首套藏书票集《北京图书馆藏书票》中，内容为馆藏部分善本书中的历代皇家和中央官府藏书印鉴。其中第五枚藏书票就是明初的“大本堂书”印鉴，可惜这些藏书和南京文渊阁藏书都毁于明正统二年(1442)正月。“南京所有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现在如果谁能拥有一本“大本堂书”印鉴的版本书那绝对就是国宝。

 

大本堂的师资；一是朱元璋在进入建康时就已招聘的。二是在修建大本堂后又派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并对他们说：“天生人材，必为世用。然人材器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馀，卿等宜加精鉴。……人才不绝於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赐白金遣行。三是随时吐故纳新。一时间名师荟萃京都，这些前来应诏之人，大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就有宋濂，桂彦良，陈南宾，陶凯、魏观，梁贞、王仪，秦镛、卢德明、张易，孔克仁，王袆，李希颜等这样的名臣耆宿。这些名师，前后一共十余年，寒来暑往，昼夜论值，耐心细致地向太子和诸王讲解四书五经，对于皇子们后来治国平天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名臣耆宿中有位名字叫李希颜的人就特有个性，《明史.李希颜传》记载；朱元璋在修建大本堂后，曾亲自写信给他，征召其入京来做诸位皇子的老师，但李希颜是个性格刚烈，不屈不折的宿儒。名气大，脾气也大。上课时，拿一把戒尺，诸皇子稍有冒犯或偷懒，便要受到戒尺的惩罚。有一次，李希颜把其中一个皇子的额头打得肿起包来，朱元璋几乎要发火责怪李希颜，而善解人意的马皇后在一旁劝解，说李希颜是以圣人之道来教育皇子，不应该责难他。朱元璋这才消了气。敢如此严格的对待皇子，无视皇家之天威，李希颜无疑是自古太子严师第一人。

这些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的，晚上还要“分番夜直”，魏观曾有诗形容说“詹吴宋乐皆时彦，撰述承恩昼夜同”。而这种“兼领”制度也都是朱元璋亲自拟定的，因为“兼领”之制是接受了西汉巫蛊之祸的教训。宫官“兼领”就可预防廷臣与宫官相构，而生奸谋，“离间骨肉”。他们分别被称为东宫官，少师、少傅、少保、詹事、率府使、谕德、赞善，宾客等官。他们除了 训导太子外也都还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象当时的王袆，他不但受诏任教大本堂，为太子授学。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还要为编修《元史》而用心，又要为起草诏诰而措意，还要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职，可谓不避劬劳，鞠躬尽瘁。

在大本堂里读书的除了皇太子外，还有一些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子弟徐达之子徐允恭以及公侯伯的子弟因初承袭父爵但年纪尚幼的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康茂才之子蕲春侯康铎等也入从东宫亲王讲读。在兼领教师魏观有诗赞；

          【郑国公常茂等授经大本堂】

       郑国蕲侯弟子群，储闱时得奉殷勤。

　　宫花细浥研朱露，禁柳微溅洒墨云。

　　御气日从双阙望，书声时彻九重闻。

　　楚王可是推仁爱，临帖常容半席分。

在洪武元年二月庚午还下令挑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傑等十余人于禁中伴侍太子读书。当这些国子生在入对谨身殿时，个个都是姿状明秀，应对详雅，朱元璋喜形于色。就和殿中侍御史安庆，儒士郭友渊等说：“吾观诸生于文艺素习矣，然与太子处，当端其心术，养其德性，庶不流于浮靡。太子之德，亦当有助也”。其用心良苦可见一班。

朱元璋建立大本堂的目的是为培育他权力的继承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因此朱元璋要他们去“以孔孟为法”。规定他们所学的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律令、御制、大诰、六艺、以及往古帝王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如此积久而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然后在实际中体察民间的疾苦，有一年冬天，朱标随朱元璋郊祀，于农家体察民情，朱元璋对其说：“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回宫，皇太子、诸王一旁侍候。朱元璋指宫中空地对他们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侍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则可长保国家矣，象这样的事例在《明太祖实录》中太显平凡了。除上以外还制定《存心录》《女戒》《祖训录》等既是祖法也是一部诫谕子孙的历史教科书。告诫他们“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象他设想的那样，就在他驾崩而尸骨未寒之时，叔侄之争就发展成一场你死我活的皇权大战，连侄皇帝是死是活至今都是一个谜。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大本堂，连同东宫和祭祖的奉先殿，以及奉天殿和部分殿宇，都在这场名为“靖难之役”的战火中烧成一片废墟。自此明故宫再也恢复不了他那往日的辉煌。孝陵地宫里的朱元璋和马皇后不知作何感想。教育可以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