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笔纵横势无疆，草行过晋亦猖狂。

若非虏笔污青史，绝顶嵩樵翰墨王。

其二

化出魏晋是精神，墨涨烟云气象新。

突兀奇峰当仰止，何须高丽颂芳邻。

其三

金石强抱始成真，跃上龙门襟无垠。

笔扫俗氛开胜境，平生从未误儒巾。

——历代碑帖咏赞·王铎拟山园帖及琅华馆帖

以上绝句，乃绿野老道《历代碑帖咏赞》专为王铎所吟。书圣王羲之于咏赞中，亦仅得56字，老道实以为，后王已胜先王也。

王铎（1592年—1652年），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明天启天二年（1622年）中进士，受到考官袁可立的赏识推荐，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多艰。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清朝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永历六年（1652年）病逝故里，享年六十一岁，葬于河南巩义洛河边，谥文安。

王铎之为后世所知，并非因为其于明清两朝均官居显位，而是因为其了不起的书法成就。更因为其书法艺术之路与其坎坷不平的身世一样，倍受后人争议。

清军入关后，晚明书家中黄道周和傅山两人不屈于满清强权，黄道周为大明殉难，傅山则在多尔衮“留发不留头”的血腥屠戮中，蓄发出家为道士，避祸于乱世。这两人因为其行为完全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无论在人格上还是书法艺术方面，都得到了后世的极端褒奖和刻意拔高。黄道周被誉为人品第一、书法第一的“今古完人”，傅山则被授予明末清初中国书法的扛鼎执耳之人。

但是，考量晚明书家，还有王铎、张瑞图、倪元璐等人。这几个人的书法水平都不在黄道周之下，更比傅山要高出两个层次以上，甚至还是傅山的前辈先师。问题是，王张二人并未表现出中国士大夫的气节，未能彰显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念。倪元璐在李自成入关后，追随崇祯帝自缢死，保住了忠君气节。张瑞图虽则病死于明亡当年，但因其背负阉党恶名，书法成就也因名节问题而蒙诟。王铎则归顺大清王朝，更是失去了大节，比张瑞图的性质严重得多。于是，这两个书法水平最高，也最能代表一个时代书法水准的书家，不可避免的被传统道德打入了历史另册。清乾隆在修明史时，钦定王铎等大明遗臣为大清“贰臣”。

绿野老道深恨那些所谓的迂腐的正统观念，尤其不屑自以为正统的得逞鼠辈。当满清入关之后，必然不敢轻视中原汉文化，必然要利用汉文化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当汉文明的优秀传承者苟全性命，忍辱负重的为新的秩序贡献才智之后，反倒被污为“贰臣”。当王铎在道德权杖和政治权杖的双重打击下，人生走向没落，书法创作走向衰落，遗憾的错过了开创一个新的书法时代的绝佳机遇。

王铎书法，博大而精深。在其数十年的翰墨生涯中，以其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集古人之大成，一扫唐宋以来俗媚艳丽与柔弱的书风。在继承魏晋正宗大法的基础上，开始融合秦汉、北魏，以及金石篆籀精神，率先踏上了碑帖兼容的艰难历程。

老道以为，中国书法有三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时代。这个时代将中国书法的书体，乃至于中国文字的基本书写体式归并大道，真草隶篆这四种书体正式成为中国书法以及汉字最为基本的书写方式。这样的历史功绩，后人无能如何都难以超越。魏晋书法乃中国书法之正宗大法，无论时代怎样变迁，这一定论始终没有被改变过。尽管康有为曾声嘶力竭的贬抑王羲之，也只不过是偶尔传过的秋蝉之鸣而已。

第二座高峰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永嘉之乱后，南北划江而治。东晋，以及此后的宋齐梁陈在江南固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书法亦一脉相承，造就了二王等等大批书家，后世把南朝的书法称为“南帖”。在将近300年的南北分治时期，北方各朝经历了半个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书法方面，则以汉碑为源，大造佛像，一时间刻石林立，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碑刻书法。造像石刻、摩崖石刻与墓志铭等碑刻书法，被后世统为“北碑”。

此后，大隋一统天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南北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隋朝书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融合南帖北碑，为后人留下了诸如《龙藏寺》、《董美人墓志》等等无数书法珍宝。遗憾的是，因为隋朝短命，以及炀帝暴虐，虚伪的儒家道德又将书法历史拦腰斩断，中国书法直接由魏晋进入到唐朝的楷书。自此之后，南帖一统江山，追求笔法的纯正与形式上的娇媚，使得一代又一代书家在圣人不可超越的藩篱中不能自拔，失去了创新精神而止步不前。到了赵孟頫、董其昌这里，已经将前人的帖学资源挖掘殆尽，乃至于“馆阁体”应运而生，开始危及这门古老的艺术，中国书法一度走入了绵软无力，无法探索创新的绝境。

历史往往会在绝境中绝地反弹。清中期以后，书家另辟蹊径，开始大规模习学金石篆籀书法，并由唐人楷书追根溯源，到隋代，再到南北分野的龙门石刻，以及此后的张黑女、张猛龙和南中“二爨”。从此，中国书法进入到有又一个新的境界，中国书法第三座高峰如期而立。

绿野老道掐指一算，估计中国书法的第三个高潮即将来临。那就是由清代书法而导引出来的碑帖结合，并大规模的习学简牍书法和秦砖汉瓦等等民间书法，将为中国书法注入新的活力。

简短的回顾魏晋以来的书法史，历史留给后人无数珍宝，也留下无数令人扼腕的遗憾。隋平江南之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融合，书法原本就可以开启南帖北碑相互兼容的新时代。但是，因为唐代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南朝书法推崇备至，唐人直接跳过“粗俗”的北朝石刻，进入到晋代书法。同时，摈弃两汉以上金石文字封王羲之为“书圣”，非魏晋书法则为不入流。唐人定下了此后一千余年的书法基调，使中国书法未能随民族文化大融合而开创新的时代，反倒由于科举的逐渐完善，而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种模式化的实用技能。

唐以后，中国书法依然存在改写历史的机遇，那便是以王铎、张瑞图、倪元璐、王道周等人为代表的晚明书家对金石和北朝碑刻的探幽抉微。王铎曾自述：“强抱篆籀做狂草”，从王铎的大草书遗作来看，此言非虚。而同在河南境内的龙门石窟，也必然对王铎的书法风格形成巨大影响。本文所临写的王铎大草诗卷，其后跋有“此怀素家法也”。但是，王铎并非机械的原摩怀素，而是融入了篆籀笔法，并凝北碑刀力，极大的提升了怀素书法的品位。
（临王铎草书诗卷2）

王铎书法，以行书以及行草书最善。其行书立字于王献之，又吸纳了米芾、圣教等的笔法和章法特点，是王铎书法的“血肉”，乃其外在的风度形象。吸纳金石古拙，兼收北碑雄强，则是王铎书法之“筋骨”，乃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其笔法隐含着强劲的北碑雄风，尤其是点画转折处斩钉截铁的刚健之力，丰富了魏晋以来的笔法内涵，超越了魏晋前人，更非赵董以上书家所能比肩。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王铎》中说：“元章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 戴先生讲得还算客气，以绿野老道这等山野村夫的蛮话而言，就是二王辈也不能及也。 

关于王铎，绿野老道还将分几个专题论述其笔法章法墨法特点，并评价其在中国书法的历史地位。

对于前人，王铎十分的尊崇，长年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可谓遍临古碑名帖。王铎早期（35岁前）的书法作品主要追求魏晋，而于金石篆籀和北魏石刻并不用心，所以，也险些落入俗套而沦为庸才。正是因为觉斯先生对南北大法的融会贯通，才“金石强抱始成真”。

王铎的临池之法，大可为后辈继承，老道后文还将专门论述此法。在此，简单的说上几句。包世臣言道：“每临一帖，必使笔法章法透入肝腑；每换帖后，又必使心中如无此帖。积力既久，习过诸家之形质，性情无不奔会笔下，虽曰与古为徒，实则自怀杼轴矣。”王铎临习前人碑帖大抵如此，尤其是王铎异常的善于自觉达到“自怀杼轴”，而往往将前人的笔法特征潜移到自己的笔下。在王铎传世的墨迹与刻石中，临帖作品大概要占到四成。绿野老道在实践中悟到，一个书法家的最大成就来源于不断的临习前辈的经典，临帖才是书家最大的财富。

由于王铎长期淫浸于古碑帖之中，又极善形意结合，苦苦遵循临帖最为基础的法则，终于达到了铄古镕今，纵横捭阖的境界。其书法笔势无疆，气度非凡，结字奇险，谋篇峻绝，当是古来第一人。是故，世人称其为“神笔王铎”。王铎也无不自信道：“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不服，并非是王铎的妄自尊大，而是在临习古人基础之上的一种超越。启功先生曾这样说过：“觉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启老此言，说的就是王铎书法后无来者。

  （临王铎草书诗卷）

王铎超越前人，后人当然也可以超越王铎。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王铎因为以魏晋为本，金石为用，至少在用笔技法上要比魏晋丰富。而晚清至民国的过分重视碑学，又为当今书坛提供了超越前人的可能。碑帖并重，且挖掘前人所未涉及的简帛书法资源，这个时代依然是中国书法走向另一个辉煌高峰的开端。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书家能否把握这个机遇，开创新的书法艺术境界。

大明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得上一个开明的时代，“治隆唐宋”，也为书家提供了开拓创新的历史舞台。历史将这样一个奇人推到了最需要书法变革的关头，历史又遗憾的选择了满清入关，将中华文明倒退了至少2000年。王铎等人的艺术探索，也随着清初期的抑汉政策嘎然而止，中国书法又一次错过了南北融合，铄古镕今的大好时机。

中国书法史，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字史，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以上所讲到的中国书法的历史片段，其中的遗憾，大概也是中华文明的遗憾吧。唐人贬抑隋人书法，固然有高抬本朝的政治意图。但是，根植于唐代统治者心中的道德信仰取向，则应该是逐渐抑弃隋人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文帝杨坚自小成长于尼庵，一统江山后，曾一度失策，尊北方文化为主流而导致江南民心向背。江南平叛后，杨广率先以弘扬佛教的方式，恢宏代表大汉文化的南朝文明，逐渐征服了南朝人心。是以，大隋尊崇佛教，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文化大融合，是其信仰的基础。而出身胡人的李唐王朝，则无中生有的考证出其远祖乃太上老君，是以，初唐时期追崇道教。玄奘西游，实则从函谷关“偷渡”，而绝非小说家言所述以太宗“御弟”身份奉旨取经。隋唐信仰不同，对于文化的追崇也就不可避免的分道扬镳了。

到了清初，便谈不上满清与大汉民族的信仰一直，忌惮和压抑汉文化一度称为乾隆以上诸君主所推行的国策。就书法而言，南北大融合至少被推迟了150年。中国书法两次错过开天辟地的历史机遇，其深层次的原因如出一辙。

关于信仰对于文化的影响问题，乃是深层次的问题，不便过细探讨。只是说明，如果大明再坚持20年时间，王铎等人定将中国书法的第三座高峰提前一百多年耸立于世。

（临王铎草书诗卷4）

老道曾在《历代书法评点》中，称明人书法“尚距”。王铎等人虽然有意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但是，其“革命”的彻底性还是不强，依然是在魏晋名门正派的“正大气象”中小心翼翼的寻求嬗变，不敢大胆突破前人的规矩。而到了晚年，更是尊崇儒家“不逾矩”的教条，抑郁地走完了人生和艺术之路。这当然也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历史局限性所带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