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红楼

  在紧邻白楼的西侧，有一座红色的建筑，它与白楼形成明显的对比。这座建筑因外墙为红色，大家称它为“红楼”。

  红楼建于光绪末年（1906），原为清廷预备作为德国皇太子来杭的下榻处 ，现为古籍编目室、修复室及未编书库。

  在红楼与白楼之间，原本有隔墙。由于当时民国肇建，欲雪国耻，又兼红楼本为一建造考究，修筑坚固之洋房，可堪藏书，因此浙图馆长钱恂提出了征用红楼的建议。

  这件事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因为红楼在民国时期是军政要人宴请、玩乐的场所，告状和反对钱恂的人不少。后来，通过文化人的一再努力，图书馆征用红楼的申请得到政府的批准。红楼与白楼之间的隔墙被拆除，红楼就成了《四库全书》的新家。

  红楼建筑为二层砖石结构，红砖清水外墙。

  建筑四周设有英式拱形券廊，拱券装饰精致、精美。

【4】文澜石墨碑廊

  在孤山馆舍小院的西侧，建有文澜石墨碑廊。

  碑廊上“文澜石墨”四个字，为著名书画家、原西泠印社社长启功先生书写。启功（1921～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族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廊内设有碑墙两堵，自南而北纵向延伸，墙外有玻璃框保护。碑墙底部，有浮雕“浙江图书馆”。

  两堵碑墙之间有《浙江藏书楼碑记》。这块大石碑，虽然看上去很一般，还有断裂过的痕迹，部分字迹也已漫漶，难以辨认，但这块大碑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是杭州藏书楼，后扩建为浙江藏书楼。浙江藏书楼落成之时，浙江学政张亨嘉撰写了《浙江藏书楼碑记》，碑石由金石学家、藏书家、光绪榜眼吴士鉴书写。张亨嘉在碑记中先讲述了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成之后杭州当地建起文澜阁之事，而后又讲到了自己成为浙江学政后看到邵章所办杭州藏书楼的情形：“光绪二十八年，余来视学浙中，俯仰文澜阁遗迹，思有以敬承之。而杭之东城，故有书楼，盖本讲舍之遗址也。余以邵吉士章、胡部郎焕等言，躬往案视，见其地居僻左，屋宇湫隘，且储书未广，无以餍闳阅者之心。”张亨嘉说，邵章用东城讲舍所建的藏书楼地处偏僻、屋宇狭窄，并且藏书量不大，“因谋扩充其制，度地于城之中央，商之抚部聂公缉槻、行省翁公曾桂，借官钱奏请改进，增拓规模，广置图籍仪器，俾官绅士之愿学者，均得恣其渔猎，以冀读书者众，而豪杰之士出于其中，稍阐文澜阁藏书之精意，非仅规抚西法已也。从来国家之兴，务必明教育而开知识，乃能自卫其强，而爱国之心益固。……东西各国，强弱有时，大小不一，然学优则民智，学拙则民愚，智者日著富强之效，愚者立见危亡之忧，此其彰明较著也。书楼之法，辅学堂以行，在各国最称善政，定知夫中国圣人已先百年为之者！……”

  文澜石墨碑廊里有《淳化阁帖》刻石二十五块（四十六面），此外还有《清啸阁帖》、《左璞堂帖》、明清墓志杂石等。碑廊里的这些石碑是浙江图书馆的无价之宝。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光义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

  《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法帖始祖”。《阁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淳化阁帖》是公认仅存的孤本，因其中3卷是摹刻王羲之书迹的专卷而被视为无价之宝。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据资料记载，文澜石墨碑廊的这套刻石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由张燕昌（芑堂）从西吴旧家为孙仰鲁（寿松主人）购得。1933年孙氏后人侯康先生将帖石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当时曾有整套帖石拓片流传，浙图至今还保存有一套当时帖石拓片。解放后，这套帖石逐渐淡出了文物工作者的视线，文革中帖石又遭受一定程度损坏缺失。1994年有识之士在浙图红楼走廊内发现这批刻帖，建议保护陈列，遂建碑廊储之。

  浙江图书馆《淳化阁帖》刻石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汇刻帖的原石，其意义非同寻常。这一宋代刻石的重新确认是近年来碑帖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它为帖学研究带来最原始的刻石信息。《淳化阁帖》无宋代刻石传世的共识，被杭州文澜阁旧址发现的《淳化阁帖》刻石打破。

  （照片拍摄于2022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