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浯溪东北廾余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

从未申至丑寅,涯壁斗绝,左属回鲜。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

下当洄潭,其势硱磳,半出水底,苍然泛泛,若在波上。

石颠胜异之处,悉为亭堂。小峰歁窦,宜间松竹。

掩映轩户,毕皆幽奇。于戏!古人有蓄愤闷与病于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颠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今取兹石,将为峿台,盖非愁怨,乃所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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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
摘 要
「浯溪三銘」位於湖南省祁陽縣湘江支流浯溪入江處，是浯溪碑林共五○五碑中最古的代表作。浯溪三銘包括臺銘、溪銘、亭銘的文字內容均由唐代的道州刺史元結所撰，銘文篆書均出高手而風格迥異，極具書法藝術表現特色，是研究唐代篆書的重要史料。元結是唐代著名文學家，大歷年間曾任道州、容州刺史，後因母喪返里，守制卜居湖南祁陽浯溪，因「愛其勝異，遂家溪畔」營建堂房。浯溪是湘江一條支流，本無名稱，是元結喜愛而予命名「浯溪」。同樣，他把浯溪東北的怪石稱為「峿臺」；又將溪口處弄石上面的小亭稱「廎」，三個字都從「吾」字。前人著錄溪銘、廎銘筆意淳古自然，章法茂密而錯落有致，有金文之古麗。臺銘布局綿密，每字豎筆特長，收筆尖細狀如針錐；凡折筆內收或外展，自成法則。這種極有特色的篆法稱為「懸針篆」，給人勁利豪爽、俊麗挺拔的感覺，傳說漢代曹喜尤善此書。由於歷史文獻的缺漏，浯溪三銘唐代篆書的書寫者是誰，歷來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本文旨在整理自宋代至今之相關文獻，初步彙統有關書寫者之諸多記載，以為深入探索浯溪三銘篆書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詞】唐、篆書、浯溪、元結、瞿令問、季康、袁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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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輯
一、前言
浯溪碑林位於中國湖南省祁陽縣城關鎮東南，在湘江支流浯溪入江處，有石灰岩的三座棱峰屹立江岸而成懸崖峭壁，深潭清溪，風景幽美，是中國江南現存最大的露天石刻。浯溪碑林共有五○五碑現存三八○碑，由唐代元結首先製刻溪銘諸碑而開其端，發展至宋代碑刻數量已定其規模，明、清時再加的碑刻則更加豐足而充實。浯溪碑刻的書法，從唐代開始至清代幾乎都有名手佳作與代表人物。唐碑原有30現只存17碑，顏真卿的〈大唐中興頌〉碑被稱為“魯公遺墨此第一＂。唐代篆書亦頗盛行，碑林中還有各種篆體，如玉筯篆〈浯溪銘〉、元結〈谿園〉榜書，懸針篆〈峿臺銘〉，鐘鼎篆〈廎銘〉等。
唐廣德元年（763年），元結受命為道州（今道縣）刺史，次年五月首次過浯溪。大歷元年（766年），元結於三過浯溪之際，因“愛其勝異，遂家溪畔＂，並為“浯溪＂、“峿臺＂命名，以“旌吾獨有＂之意，浯、峿、三字寫法皆從“吾＂，世稱“三吾＂。唐大歷二年，元結在此先後刻〈浯溪銘〉、〈峿臺銘〉，次年再刻〈廎銘〉，即有名的「浯溪三銘」，同時，也曾先後刻了〈窊尊銘〉和〈窊尊石〉詩。大歷六年，元結又持續在浯溪刻中堂、右堂、東崖各銘，合前後所刻共稱“元結浯溪七銘一詩＂；同時，適值顏真卿是年撫州刺使任滿北歸，元結請顏氏書刻其所作即有名的〈大唐中興頌〉於摩崖，也成為浯溪碑林中極著名的勝跡。
黃庭堅〈書摩崖碑後〉1云：「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凄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崇寧三年（1104年），黃山谷被謫宜州（廣西宜山），路過浯溪時研讀唐中興碑而寫了這首詩，宋米芾亦有〈浯溪詩〉，均為浯溪詩文增色不少。
1 光緒二十年義寧州署刻本《宋黃文節公全集》正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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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忠〈唐代篆書「浯溪三銘」的書寫者〉
就“浯溪三銘＂的書法特色而言，元結請篆書家用不同篆體各書一銘。溪銘筆畫如玉筯，故叫玉筯篆，其最大特點是依其崖石天然布就，石面凹凸不平，字的大小、長短、橫斜不一，相映成趣。唐人書法本重間架，此銘又有風韻，故宋大書家黃庭堅於〈答浯溪長老書〉中讚其“筆意甚佳＂，又在〈題浯溪崖壁〉中謂亭東崖銘刻“筆畫深穩，優於〈峿臺銘〉也。＂也有人以為是指溪銘與亭銘。亭銘即廎銘，筆畫如鐘鼎文字，故稱鐘鼎篆，黃庭堅在〈答長老新公書〉中說係袁滋篆書：“袁滋，唐相也，他處未嘗見篆文，此獨有之，可貴也。＂新、舊《唐書．本傳》也都說袁滋：“工篆隸，雅有古法。＂因此，清王士禛、宋溶也都贊他“篆法遒古＂。廎銘碑末還有“林雲石刻＂，繼承了漢魏碑刻附記刻工的優良傳統。臺銘，筆畫勻細，上粗下尖若懸針，故稱懸針篆；字形挾長而整齊，可見筆力，也不易寫。總之，浯溪三銘在書法上也各有特點，體現了元結的精心設計。但是，浯溪三銘篆書的書寫者，在後世仍有許多不同的說法。
二、歷來有關浯溪三銘書寫者的論說
1.宋代金石研究著錄
北宋歐陽修（1007～1072）《集古錄跋尾》2卷七中，錄有〈唐元結窪尊銘〉等，其記〈唐元結陽華嚴銘〉（唐代宗李豫永泰元年，765年）云：「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3係於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記，其次，又記〈唐元結峿臺銘〉（大歷二年，767年）云：「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耶！」，其所論「右斯人之作」，似乎是指元結所撰之文，是否也包括書法作者，並不明確。歐陽修並云：「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唯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
2 1887年光緒十三年丁亥吳縣朱記榮朱氏槐廬校刊行素草堂藏版本。
3 瞿令問，為道州江華縣令，工雜體篆及八分。元結作〈陽華嚴銘〉，由瞿氏仿魏〈正始三體石經〉以古文、篆文、隸書三體書之，刻於崖上。其篆書筆畫深隱，結體字法古朴。作品還有〈舜冢碑〉、〈寒亭記〉、〈窊尊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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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輯
亦已勞矣。」對元結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也有所評論，但並未著意於石刻的書法上。
北宋趙明誠（德父，1081～1129）於讀集古錄之後撰《金石錄》計三十卷（目錄十卷、跋尾二十卷），有政和七年（1117年）九月十日河間王跂的後序，及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之跋，其中卷八目錄第一千四百零八記：「唐峿臺銘。元結撰，篆書，無姓名，大曆二年六月。」另於第一千四百四十九記：「右堂銘。元結，篆書，無姓名，大曆六年閏三月。」而在第一千四百零一記：「容亭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永泰二年十一月。」4可知，對於峿臺銘的篆書作者是「無姓名」而空缺著。至於溪銘、亭銘則未輯錄。
宋鄭樵（漁仲，1104～1162）《通志．金石略》卷下．唐，記：「浯溪銘，永州。峿臺銘，永州。右李庾篆書。」5李庾，於《唐書》中之〈本傳〉未見，依〈宗室世系表〉所記，字子虔，襄邑恭王‧神符之後，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另，宋徽宗時內臣奉敇撰《宣和書譜》，有元初大德六年（1302年）刊本，在卷二中記述唐代篆書，僅有李陽冰、衛包、唐元度、釋元雅等四人之作，並無任何與三浯刻碑有關的記載。
以上，三位宋人著述中所記的，僅知《集古錄跋尾》論及峿臺銘，是否瞿令問書則語焉不詳。而《通志‧金石略》謂浯溪銘、峿臺銘均為李庾（或李庚、季康）所書，對於亭銘，則均未曾述及。季康、李庾、李庚可能是同一人，因傳抄而異名，未知。
2.黃庭堅的相關論述
宋代人論及浯溪三銘最多者是黃庭堅（山谷，1045～1105），並曾親訪觀碑。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吳興劉氏希古樓刊）卷六十一「浯溪銘」項下，以及光緒二十年義寧州署刻刊本《宋黃文節公全集》別集卷第十七，錄有黃山谷〈答浯溪長老新公書〉，其中云：「專人辱書勤懇，并惠送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銘，
4 清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二述峿臺銘中，認為：「容亭銘」即「寒亭記」之誤也，鈔本誤「寒」為「容」，又誤「記」為「銘」，阮亭遂誤以亭銘當之。
5 清代光緒四年學古齋校本，刊為「李庚」。依《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十一述浯溪銘所引則刊作「李庾」，另引朱長文《碑文考》及引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均刊成「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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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忠〈唐代篆書「浯溪三銘」的書寫者〉
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峿臺銘亦季康篆也﹔然猶有袁滋篆亭銘三十六行，何不墨本見惠，豈閩體也？袁滋，唐相也，他處未嘗見篆文，此獨有之，可貴也。凡亭之東崖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七十一行，為崖溜簷水所敗，當日不如一日矣！若費三十竿大竹作廈，更以吞槽走簷水，其下開橛沙土見崖，令走水快，亦使元公房祠乾潔，祐院門免時有聒噪也。此事切希挂意。」依此，黃山谷意指亭銘為袁滋6之書，而溪銘、臺銘均為季康所篆。
《宋黃文節公全集》別集卷二中，及毛刻本《山谷題跋》卷八中，有崇寧三年（1104年）甲申所作〈題浯溪崖壁〉文云：「余與陶介石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峿堂（臺）銘、右堂銘，皆眾所共知也。與介石裴徊其下，想見其人，實深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亭東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筯篆，筆畫深穩，優於唐（峿）臺銘也。故書遺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山谷老人書。」據《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十，其文中所述的「峿堂銘」、「唐臺銘」，應均是「峿臺銘」才對，而山谷認為位在東崖的「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筯篆，並指稱其書法優於臺銘。「銘刻數百字」是指哪些？後人的解讀有差異，引生不同的論點。
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山谷集》之《豫章黃先生別集》卷十一另有題〈中興頌詩引並行紀〉，依現存碑刻拓本校讀所見，其云：「崇寧三年（1104年）三月己卯（初六日），風雨中來泊浯溪。進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姪逸、僧守能、志觀、德清、義明等眾俱來。又明日，蕭褎及其弟褒來。三日裴回崖次，請予賦詩。老矣，不能為文，偶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遂作前述的〈書摩崖碑後〉詩同刊於後。黃庭堅親遊浯溪多日，其所見所論自具重要的參考價值。
3.明清時人的論說
明王世貞（1526～1590）亦曾論及浯溪三銘。清王昶（德甫、述菴，1725～1806）《金石萃編》卷九十四，引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所述峿臺銘之語
6 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今河南汝南）人。貞元中拜中書郎平章事，嗣為劍南西川節度史，贈太子少保。工篆籀書，雅有古法，多作碑額，曾以籀書寫〈唐軒轅鐘鼎原銘〉，其書跡已難見到。雲南昭通曾發現貞元十年開路置驛刻石，上有「袁滋題」三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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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輯
云：「元結次山撰峿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真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王世貞談的只是種猜想而已。
明于奕正司直《天下金石志》十五卷，自序於崇禎五年（1632年）壬申七月，其中於永州府道州縣記：「唐浯溪銘，季康篆。」7另又記有：「唐華陽巖銘，元結撰，瞿令問八分書。」、「唐奏舜廟狀，瞿令問八分書。」僅指稱溪銘篆書為季康所作，而未提及亭銘、臺銘的任何相關資訊。
明末錢邦芑《搜訪浯溪古蹟記》（約作於1660年左右），記峿臺銘「無書者姓名」，此外並未提及三浯篆書作者之相關問題。
清初顧炎武（亭林，1613～1682）《金石文字記》卷六後半（門人潘耒次耕補遺）中云：「峿臺銘，元結撰，篆書，大歷二年（767年）。浯溪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亭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右三銘，並在祁陽縣。」對於〈峿臺銘〉的篆書，潘耒並未指出其書法作者是誰；而另二銘則均稱係瞿令問所書。
又續云：「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名其溪曰浯溪，築臺曰峿臺，亭曰亭，所謂三吾者也。臺銘刻在臺之背，甚完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隨石欹斜，蘚厚難搨，而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云“與陶介石披榛翦穢，得次山銘刻，喜而識之。＂又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次山之子讓五言長律一首，俱刻在中興頌之旁。」8依其所述「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而其書法「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亦即彼此有所不同，認為峿臺銘不是瞿令問所書。以上潘耒所述，基本上是引用並自行解讀黃庭堅文中的說法。
依潘耒所述，他以為位在東崖的應是瞿令問寫的浯溪銘及亭銘，潘氏此說則顯然與上述《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所引黃山谷〈答浯溪長老新公書〉所言的書寫者不同。黃山谷稱「凡亭之東崖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七十一行。」又於〈題浯溪崖壁〉云「於亭東崖，披剪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瞿令問
7 1928年石印本，舊刊作「李康」。
8 嘉慶十三年戊辰春1808年三月張海鵬校梓《借月山房彙鈔》輯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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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忠〈唐代篆書「浯溪三銘」的書寫者〉
玉筯篆。」但並未明確指稱東崖石上的就是浯溪銘及峿臺銘，而且，二銘合計是五十行，與「七十一行」不合，而峿臺銘篆法稱「玉筯篆」亦有未安。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則以為「凡亭之東崖石上，刻次山文」是指瞿令問所書東崖銘的玉筯篆，而「合袁滋、季康篆七十一行」是指三十六行的亭銘以及三十五行的浯溪銘。瞿中溶認為黃山谷先後兩處所言並無矛盾。
清初王士禛（王文簡公，阮亭尚書，子真，漁洋山人，1634～1711）於其所撰〈浯溪攷〉一文中，以為趙明誠《金石錄》所記「永泰二年瞿令問書容亭銘」即為「亭銘」，並與潘耒相同以為東崖石上所刻即溪銘與亭銘，故曾質疑山谷所言「亭東崖銘刻皆江華令玉筯篆」與「袁滋篆亭銘」之間有所矛盾。關於「亭東崖」的銘刻內容，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二述峿臺銘時云：「又攷次山別有東崖銘石刻，載朱長文《碑文攷》，山谷題記所云“亭東崖銘刻皆江華令玉筯篆＂者，當指東崖銘而言，並非與書語有矛盾處，阮亭特攷之未審耳。」故瞿中溶在論〈窊尊銘〉中云：「昔人有謂浯溪三銘書皆出自公（瞿令問）手者，觀此恐未必然。」
其他諸家著錄中，清乾隆進士錢大昕（1728～1840）《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七：「右峿臺銘。……，次山尚有浯溪、廎二銘，皆瞿令問篆書，以地僻蘚厚難搨，惟此銘世多有之，雖不著書人姓名，當亦令問筆也。」錢大昕參酌前人所述，而認為浯溪三銘都是瞿令問所書。
清乾隆年間（1736～1795），鈍根老人趙搢（或謂吳玉搢）《金石存》9卷四．唐峿臺銘記：「黃山谷云“溪銘季康篆，亭銘江華令瞿令聞篆，惟臺銘篆書無姓名。＂又云“以字法觀之，亦季康篆也。＂」引用黃庭堅之說而自行解讀，並云「當更訪求之。」可見《金石存》作者本身並未親訪見石刻原跡。
清王昶（1724～1806）於《金石萃編》10卷九十四述峿臺銘並附全文摹寫字形與釋文，亦摘錄歐陽修、王世貞、潘耒、鈍根老人、錢大昕等之論點，並詳加
9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刊本。
10 嘉慶十年1805年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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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輯
論證浯溪之地與元結其人，指出銘文字形多與《說文》六書不合而多俗字，但對書寫者僅以「無姓名」而未加以推斷，亦未錄記溪銘、亭銘的文字內容。
清嘉道年間瞿中溶（字木夫，1769～1842，錢大昕為其外舅）撰《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四卷11，對於浯溪三銘有較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分析，例如述浯溪銘時謂：「予親至崖下，用薄紙手自椎搨，方能審辨。」所據所論較為可靠而足資參考。其於卷二中分述三銘，論亭銘云：「標題之後約有五行，應是次山及書人官銜姓名，而第五行有“袁滋＂二字尚可辨，餘皆模黏不清，即山谷〈與新公書〉所云“為崖溜所敗也＂。」他贊同黃庭堅所述，認為亭銘是袁滋所篆，是袁氏少時依道州刺史元結於道州讀書時所書。同時，瞿中溶認為峿臺銘「結體頗類浯溪銘」，論述浯溪銘復謂「峿臺銘與此字形絕相似，惟結體方而不圓微有不同。山谷云“峿臺銘亦季康篆＂其言似屬可據，當從《金石略》及《浯溪新志》以正，“季康＂為“李庾＂二字之譌。」瞿中溶認為浯溪銘及浯臺銘的書者是「李庾」（即山谷所云「季康」所寫的。）依以上可知，其意以為浯溪三銘是袁滋與李庾二人之作，與瞿令問無關。
江華縣令瞿令問，時為元結屬吏，其人事於新、舊《唐書》均未收載。元結於永泰二年（766年）五月所撰〈陽華巖銘‧序〉謂：「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亦即依照魏〈正始石經〉（又稱〈三體石經〉）的體例，刻寫古文、篆文、隸書的三體書法。但是，依瞿令問所書〈陽華巖銘〉三體書的文字結體與筆法書風而言，其篆文與峿臺銘的用筆有異，而其古文與峿臺銘的風韻亦無同一人手筆之感。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十所記，瞿令問另有隸書〈舜廟置守戶狀〉、〈寒亭記〉及古文所書〈窊尊銘〉等作品，惟原跡拓本目前未見，僅〈窊尊銘〉有縮小臨寫刊印傳世﹔有關於瞿令問的古文書法，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二述〈窊尊銘〉云：「此碑結體遒勁，篆筆在浯溪、亭、峿臺諸刻之上。昔人有謂浯溪三銘書皆出自公手者，觀此恐未必然。公書此碑所用古文皆有依據，無一字杜撰，以此見公篆學之精深，實於唐宋諸儒中卓然可稱者。」極為推崇，並將其古文出處用例字形一一為表出之。
11 民國五年張鈞衡輯《適園叢書》第一集收錄刊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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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忠〈唐代篆書「浯溪三銘」的書寫者〉
在清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二第八頁，記云：「黃山谷〈遊愚溪詩〉有“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鎸。蘚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引述的即黃庭堅於崇寧三年（1104年）三月辛丑（二十八日）在永州所作詩中之句12，瞿，即指瞿令問也；袁，即袁滋；李，瞿中溶認為應是李庾。
清人孫星衍（1753～1818）、邢澍合撰《寰宇訪碑錄》13卷四．唐，記有湖南祁陽元結所撰浯溪三銘篆書之作者，分別為：臺銘「瞿令問」、溪銘「季康」、亭銘「袁滋」。
清陸增祥（1816～1882）踵王昶《金石萃編》而成《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14頗為詳盡地收錄了瞿令問所書〈陽華巖銘〉與〈窊尊銘〉，以及〈廎銘〉（即亭銘）、〈浯溪銘〉等諸多銘文字形的摹寫，並輯錄了浯溪題刻相關內容的各家論述摘要，再加以統合考證析論，極具參考之價值。在卷六十一中錄有峿臺銘等以及前人論說，其考廎銘係依「先後得兩搨本」諦審而互訂之，如「第五行“袁滋＂上有“君＂字甚顯，皆前人所未及審出者。」基本上應是贊同亭銘為袁滋所篆，至於峿臺銘、浯溪銘的書寫者則未述及。
又，清末民初歐陽輔棠丞《集古求真》15卷十一，述〈浯溪銘〉云：「季康書，元結撰。….銘前季康篆三字，舊拓本略見字形，近拓止見篆字刻於溪之東崖石上，隨崖欹斜，蘚厚難拓，故墨本頗少。」而對於〈峿臺銘〉的書者，其云：「或以為季康書，或以為袁滋書，或以為瞿令問書，大約不出此三人。」其於〈廎銘〉項下則云：「元結撰，不見書人。或以為袁滋，或以為瞿令問。」
清末葉昌熾《語石》於宣統元年1909年己酉三月刊行，其卷八篆籀項下記：「唐有李陽冰、瞿令問、袁滋三家。三浯，瞿、袁書其二，浯溪為季康書。」又於卷七唐人篆書名家一則項下，除記有李陽冰之外，並述及唐時工大小篆者尚有三家，一為尹元凱有〈美原神泉詩碑〉、一為袁滋，有〈軒轅鑄鼎原銘〉，一為
12《宋黃文節公全集》正集卷三，〈遊愚溪詩并序〉。光緒義寧州署刊本。
13 光緒十年甲申1884年刊本。
14 民國十四年吳興劉氏希古樓刊本。
15 1921年辛酉冬第六次稿，自序於民國十二年癸亥，是年冬月江西開智書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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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輯
瞿令問，並謂「道州元刺史摩崖，多其所書也。」故而可知，楊守敬認為：〈浯溪銘〉是季康所書，而〈峿臺銘〉、〈亭銘〉為瞿令問、袁滋二人所書。
以上，各家所論均有差異。統合而言，亭銘的書者，以三十六行的舊拓本依稀可見「袁滋」二字，並與北宋黃庭堅所言暗合，故常被列入參考依據而引用；浯溪銘與浯臺銘的書者，主要是承黃庭堅所言，均為「季康」（或謂「李庾」）所作者是一種說法，解讀成均為「瞿令問」之作的是另一種說法。另外，亦有浯溪三銘均為瞿令問篆書之論。
三、小結
唐代篆書「浯溪三銘」的書法表現是值得推重的，在文字結體構形、排列佈局以及使轉用筆、趣韻風格上，各有其神采情境與創作成果，在唐代書法與篆書發展史上均具價值與地位。浯溪三銘的書寫者，由於早期文獻資料及刻石文字本身的記載有所缺漏而未得其詳，自北宋以降的金石研究著錄中雖有諸多說法，但彼此之間仍存各自異說，明清時期的研究者亦大部分依所聞舊說而立論，以至民初迄今仍是難以解明。在未得充足佐證說明的情況下，逕下斷語自是不具意義，因此大多是選擇從一家之言。
當然，若是從前人所述瞿、李、袁等諸家的相關篆書作品進行深入解析，由字形結體與用筆上相互比證，或許能得些許線索亦未可知，期待持續有較深入的研究。但是不論如何，浯溪三銘的篆書表現仍是唐代書法史中值得重視的作品，也是研究篆書書法發展演變史上貴重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