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银监会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别的划分，可以划分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项目型的贷款，也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但都是些有收费能力的贷款。这类贷款如果银行掌握得当，事先分析到位的话，不一定会出现偿付上的问题。再有一部分贷款是有抵押和质押支持的。这部分只要抵押品和质押品不出现巨大变动，这个风险也是可控的。因为地方政府从事的公益性项目，必然会造成财政赤字的出现，政府债务问题也是个常态。只要能保证地方政府担保信用等级，也就是能严格按照公开的预算安排、继续发行新的债券，就能保证地方政府债务的可偿付性问题。

剩下来的大约20%左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项目，才监管层视作可能是存在风险的。这些可能是公益性的，它本身没有收入来源，要靠地方财政运用未来的其他收入综合进行偿还。这部分平台贷款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也是容易出风险的，还涉及到地方政府做的有些担保或者保证是否恰当的问题。

因此，监管层已在着力管控风险。银监会内部下发 《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除了重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要“控制总量”外，还明确提出“隔离风险”的监管思路——要求监管部门和各家银行均要建立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计划、理财产品等在内的全口径融资平台负债统计制度，严防地方融资平台变相融资。银监会要求各银行将购买持有融资平台发行债券的审批权限上收至总行，同时“各银行不得为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提供担保。”

显然监管层更愿意通过改革融资方式解决问题：“若能这样的话，既可以在未来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种方式所隐含的风险，又能够创造出一些支持中国现阶段发展，特别是城镇化所需要的融资。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既关注它的风险，同时也要对它进行分类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防范风险，同时也能看清楚下一步改革和金融创新需要朝哪个方向走，以便把现在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解决好，另一方面，金融市场还应该考虑通过改革、通过引进新的金融工具、通过规则的制定和调整来使得一些有综合收益或者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融资能够获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支持，比如，可以大力推动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30万亿元规模的政府债务仍然在国际认可的合理债务率覆盖范围之内，而中央政府可资利用的政策工具也不少。原先四万亿投资掀起的本轮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周期实际已经回落，这从国际大宗商品两年来的持续走低也可得到佐证。因此，除非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总体债务规模实际在可控范围之内，只是没有充分暴露而已，信息不透明才是恐慌之源。

真正令人担心的还是实体经济的债务结构及其水平，这正是一季度之所以出现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加58%而GDP增速仅有7.7%的原因。大量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财务成本在商业银行和担保公司主导的承兑—担保资金链条上往往被放大到20%以上，上海钢铁服务业协会统计的综合财务成本更是高达26—30%。库存和应收账款占比水平的居高不下，进一步要求企业以更高的融资水平去维持过去的债务结构。

数据显示，2012年，有可比数据的764家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总金额达到6502.6亿元，同比上升22.08%；存货金额也由2011年的16693.1亿元升至2012年的19467.8亿元，升幅为14.56%。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规模的增加也会相应增加资本占用。2013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5% ，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7%影响更大的往往出现在产品下游领域，这些都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除此之外，企业以微利的实体经济部门为名向商业银行融资进而投资采矿业和房地产的更不在少数。而在限制房地产贷款政策出台之后，企业往往不得不以高达30%以上的利息向民间借贷，而维护这些资金链正常循环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融资规模。然而，当前的货币政策正在陷入两难。

2012年1月以来至2013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做到了基础货币和资产负债规模管控基本不增，以消解过去三年多来宽松货币政策的潜在不利影响。商业银行不得不把融资转向市场和社会，由此导致2012年银行理财倍增和2013年一季度银行贷款占比社会融资规模缩减1/3，推动大量资金在监管不足的表外和影子银行体系中创生并循环，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也无法阻止货币供应量超过百万亿级并超过GDP两倍居于全球最高。日本央行本轮宽松货币政策的做法实际在于把社会资本从政府债务中置换出来，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更多链接：《（深度阅读）摸底中国负债》 2013-04-19

          《中国地方债规模成“黑箱”》 2013-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