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曹凯/文

国家卫生计生委牵头的国家药品谈判终于在近日花开蒂落。

2016年5月20日，首批谈判结果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慢性乙肝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的价格分别为5500元、7000元和490元。与之前价格相比，三种药品价格降幅均在50%以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趋同。

按照目前的谈判规则，上述三个品种未来将进入医保目录，由医保进行支付。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出，上述品种应该“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医疗机构“按谈判价格直接网上采购”，并强调，“做好国家药品谈判试点与医保支付政策衔接”。

随着国家药品谈判结果落地，药价新机制基本形成：卫生部门成为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主要责任人，药品分类采购则是价格形成的核心，

改变高价专利药生态

国家卫生计生委披露，卫生计生等16个部委（局）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专家遴选谈判药品，成立谈判小组，制定谈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谈判和监督工作机制。

第一轮国家谈判的结果仅涉及三个专利药品种。

其中，由葛兰素史克生产的替诺福韦酯，月均费用由1500元降到490元，降幅最大。在贿赂丑闻之后，葛兰素史克近年来一直在尽力改善自身在中国市场的形象。

相比替诺福韦酯，吉非替尼、埃克替尼的降价更值得引起关注。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厄洛替尼等靶向药物是主要竞品，每种药物月均费用都过万元。

吉非替尼由阿斯利康生产，又名“易瑞沙”。因为这一药品上市较早，而且价格昂贵，此前不少患者海淘印度仿制的低价易瑞沙。

埃克替尼生产企业为国内创新药生产企业贝达，价格相对比易瑞沙低，上市以后成长迅速。

厄洛替尼由跨国药企罗氏生产，市场占有率略低于前两者。罗氏也参加此次的国家谈判，但最后没有接受谈判价格而退出。

因为部分专利药品价格昂贵，很多患者无力承担。企业过去往往采取“慈善赠药”模式让更多患者用到药品，从而达到以价格换市场的效应。具体来说，药企通过慈善组织设立专项赠药项目，让一些低收入患者只需要承担部分药费，即可长期使用某一药品。

以埃克替尼为例，生产企业贝达通过社会组织推出慈善赠药项目，符合条件的患者只需购买凯美纳26盒，约相当于6个月用量，此后的用药可以通过免费赠药方式获得。

这些专利药企业希望，以慈善赠药作为过渡，最终能进入医保支付目录，从而获得销售量的提升。不过，因为中国的医保目录在过去7年中一直没有调整，部分企业因为看不到进入医保目录的希望，慈善赠药的动趋弱。比如，拜耳在2015年就计划停止旗下一种肺动脉高压专利药的赠药计划，最终引发患者抗议而暂时搁置。

如今国家药品谈判机制落地，药企们又看到了进入医保的可能。在公布此次三个品种国家谈判结果的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表示这些药品应该“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并强调，“做好国家药品谈判试点与医保支付政策衔接”。

然而，未知数也依然存在，目前这些药品尚不清楚将被纳入哪一级的医保目录。中国的医保药品目录分为甲类和乙类；不同目录分别对应中央和地方，甲类目录意味着全国都要报销，乙类目录则由省级自行决定。

国家药品谈判落地，或许会鼓励部分高价专利药企业继续慈善赠药模式，逐步争取进入医保。

药品定价新机制成形

药品国家谈判第一轮结果公布，显示新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逐渐定型。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药品价格形成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物价部门主导的直接价格管制，主要表现为物价部门制定的最高零售限价；第二，地方卫生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采购价”，在此价格上进行固定加成，就是医院的实际销售价。

经过多年探索，上述价格机制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大量专利药品没有进入医保，因而中国巨大药品市场始终无法换来专利药企价格让步；因为药品集中招标“唯低价是取”，许多药品企业不愿接受招标价格而致使流标，用量较少的低价药品经常断货。

2015年6月，国家发改委取消最高零售价定价权，国家卫生计生委推出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改革方案，并探索药品价格形成的新机制。在这一轮药品价格改革中，分类定价成为关键。

第一类为用量较少的低价药品，这部分被纳入低价药目录，由医院直接挂网采购，不再经过省级招标。

第二类为普通药品，依然延续省级招标定价的方式。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地区在省级招标确定零售价后，再通过市级招标确定进货价，通常后者比前者的价格要低，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额归医院所有，或部分返还给患者，以此降低零售价格。

第三类即部分高价专利药，由国家出面组织谈判。按照现有文件确定的规则，一旦经国家谈判确定价格，不用再经过省、市级招标，医院可直接采购，医保支付跟进。不过，因为各省的医保实力不同，是否能如制度设计那样顺利执行，尚待待进一步观察。

由此看出，在各类药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中，各级卫生部门的职责越来越大，已然成为利益博弈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