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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信贷渠道远未恢复,美国贷款增速仍然疲软,消费信贷、工商业贷款、不动产抵押贷款增速却均处于历史低位,货币乘数大幅减小并未让基础货币的增长转化为M2的增长,真正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从而创造出收入和利润增长的良性循环。
而美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还是来自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负财富效应”冲击。美国楼市高峰期,不少金融机构将按揭贷款包装成不同的组合,随着楼市泡沫破灭,大部分按揭组合均变成毒资产,美国金融体系里中存在着“病灶”,一遇到风吹草动,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从而令本已处于疲弱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并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
受债务危机拖累,意大利去年第四季度GDP下滑0.7%,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萎缩,在技术上已经陷入衰退。与此同时,4月初发布的Markit数据显示,疲软的订单形势让欧元区企业活动在3月陷入停滞,欧元区经济滑向温和衰退的风险已经不可避免。
第三大风险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与政策放松之间脆弱平衡被打破。受内需增长乏力以及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溢出效应影响,中国GDP连续第五个季度回落,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增幅,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出现同步放缓。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担忧,新兴经济体再次回归“保增长”主基调,印度、巴西等国央行纷纷重启降息通道。然而,在负利率、全球流动性泛滥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周期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为复杂的通胀形势。一旦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政策放松的脆弱平衡被打破,新兴经济体很可能成为全球新的风险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