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写作时间。大略有如下说法。

一、从东汉班固、王逸以至宋代，都以为是楚顷襄王时屈原流放江南所作。

班固《离骚赞序》有言：“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

王逸《楚辞章句》之《九章序》继而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橘颂》是《九章》的第八篇，《九章》共九篇。

王逸把“章”字解为“著、明也”，而不是篇章之意，显然是把这九篇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承袭王逸说，并根据《史记》记载进一步推断“《九章》之作，在顷襄间”，认为是作于楚顷襄王时。

南宋朱熹《楚辞集注》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他承续“既放”而作，但开始认为“九章”就是九篇诗章，是“合为一卷”，不是“出于一时之言”的创作。这就为后人打开了思路。

顷襄江南说影响深远，陈第、王夫之、林云铭、蒋骥、邱仰文、屈复、夏大霖、谢无量、徐英、游国恩、姜亮夫、杨胤宗、蒋天枢、汤炳正等楚辞学名家都持此说。蒋骥甚至认为《橘颂》“愀然有不终永年之意焉，殆亦近死之音矣”，应该写于作者投江自尽前。而汤炳正定此篇作于顷襄王元年屈原遭谗流放准备启程的时候，这就与江南说稍异。

二、 到明代汪瑗沿着朱熹的思路继续推进，他提出：“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之所作者。”（《楚辞集解》）这就把人们从王逸江南说中解放出来。

清代姚鼐怀疑“此篇尚在怀王朝初被谗时所作”。由顷襄王提前到楚怀王，但仍然是“被谗时所作”。人们一时还不能从屈原遭谗被害、思君念国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马其昶、吴孟复等赞同此说。

三、认为《橘颂》是屈原早年作品。此说发端于清代陈本礼，而为现当代众多学者如陆侃如、郑振铎、郭沫若、陈子展、赵逵夫、杨义、金开诚等赞同或引申。

清代陈本礼《屈辞精义》说：“其曰‘受命不迁’，是言禀受天赋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曰‘嗟尔幼志’，‘年岁虽少’，明明自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认为《橘颂》是屈原早年行冠礼时所作。

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有专文论证《橘颂》是楚威王六年，屈原二十岁成人行冠礼时所作。赵先生从标题、用词、句式、结构、内容、情志等各个方面类比出此篇与冠礼辞的诸多相似之处，很是给人以启迪。

杨义《楚辞诗学》赞同赵逵夫意见，进一步明确此篇“并非屈子正式的‘冠礼祝辞’，而是‘冠礼外章’或‘冠礼自励诗’”。由此推算，此诗大概作于屈子二十岁前后。

金开诚《屈原集校注》也持早年说而又有所发挥引申，与上述观点同中存异。他认为《橘颂》是屈原所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可能是任三闾大夫教育王室贵族子弟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创作的一篇教书育人的励志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