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别塔荔枝
《南方都市报》曝光了深圳福永街道工业区的可立克公司使用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的童工。据悉,73名童工每天工作12小时,月固定工资为2000元。消息一出,童工问题便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大众对雇佣童工的行为大加鞭伐,不去想一想为何出现童工,一上来就是良心道德的说辞。在这场讨伐中理性之声缺位。与其说是人们的同情心达到了制高点,毋宁说是人们的愤怒井喷了。
文明制度的演变从来都脱离不了人的理性。也许我们看了太多的社会运动当中狂热和非理性行为。诚如勒庞所言:群体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群体只懂得简单而又极端的感情。外界提供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者绝对的谬论。确实,一些用专业经济学知识分析童工现象何以存在的文章被讨伐的群体无端辱骂。这些自认为有着丰满的同情心的人们带着愤怒的情绪看文章,甚至只看了个标题就开始发泄。在这件事情上,人们根本没有展开理性,而是在情感中放逐自己。
是人,总有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即我们的同情心。当一个婴儿听到其他婴儿嚎啕大哭,新生儿也会开始大哭,即使他们还不具备理解这些感觉的认知能力。发展心理学家称这种情绪感染为“同情之苦”(sympathetic distress)。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就知道如何能根据妈妈快乐、悲伤、生气的脸色,改变我们的脸部表情。如果你去逗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他也会冲着你笑。同情心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情绪,被动地分享别人的恐惧、悲伤、愤怒与欢乐。
不过我们只拥有本能是远远不够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还具有理性。真正推动世界文明的是人的理性而非本能。同情心完全是一种情感,而同理心则不然。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提出:同理心指一个人对于他人感觉、情绪和愿望的关注程度和敏感程度,用来评价一个人对于他人立场的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里的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就已经对同理心提出了运用理性的要求。如果说同情心是某种情感上的安慰,那么同理心的核心则是理解。同理心需要与情感保持一定距离。你必须与悲痛、恐惧、愤怒保持距离,保留一定的空间,让你的理性思绪平抚非理性的感觉。你必须先把成见摆一边,压抑想要评断与谴责的下意识反应。因为还有更迫切的需求,也就是追求“理解”。
同情心基于移情和类比,但是理解常常也依靠这个。关键的区分在于,这种移情在理解那里要经过反思的过滤,而在同情当中则不需要反思的过滤。“我们所了解的还不足以下判断。”这句话道出了同理心的精髓。同理心追询问题,拒绝速成的答案。一说起童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口诛笔伐,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产生这种观察视角的出发点无非是两个:其一,将其所处的较为富裕殷实的生活水准视为当然。其二,进而以平均数思维看待所有人的生活处境和选择自由。此次事件中的一位彝族孩子曾对记者说:“不想回家,回家每天就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不像在家只有过年时才会杀一头猪,吃到肉。”盲目反对童工,要求一刀切地以法律或道德的名义消灭童工现象,乃是出于对经济学常识的匮乏。他们不理解市场给予了那些处于劳动力边际之下的孩子一个生存的机会。童工并不能被禁止童工的立法消灭。只有当当父母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的孩子时,在经济上不再需要靠孩子的工资也能养活家人,这时候,童工就自行消失了。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倾听经济学的理性解释,对事件后续深挖出来的真实情况一概拒绝。
这些人有的是同情心和道德感,但他们缺乏同理心。同情心因为有共通的经验而产生了一般性的理解。同理心则是从一般性转移到特殊性,从迟钝转移到敏锐,从普适转移到稀有,从旧转移到新,从寻常转移到不平常。学会努力放慢脚步,透过深思的反省来调整情绪。放慢脚步可以让我们的思绪赶上情绪的脚步,在情绪剧烈起伏的当下注入平静与理性。同理心需要我们先抛开自己的理论与价值判断,重新开始。全心全意地倾听,让我们进入别人的想法与感觉,然后依据实际体验到的事实修正我们的观点。以开放的心胸倾听是一种谦卑的体验。同理心必须客观,唯有这样才能维持平衡。当然,这对于情绪上头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但这恰恰是文明之所在。而中国社会,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向来不大注重这种“折磨”的必要性。大多数人在中学毕业后便永远停留在了情绪容易上头的心理发展水平上。这使他们难于讲理,难于对话,遑论达成社会共识,更遑论达成客观的制度建设
反观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的评论、小学生午餐、校车升级、中国人的公益和慈善事业等,都是同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情感很狂热,做事却不讲章法。情感不能上升到制度层面的智慧。一件好事常常虎头蛇尾,不能形成有效的制度。这一制度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以同情之心行事,是偶中;而以理解之心行事,则常中。同情心泛滥也会变态的,不要不以为然。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该如何安放同情心呢?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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