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可以说与中国的历史相伴左右，从目前看，凡有文字的地方便有酒，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钟鼎文，无论是象形字还是会意字，酒都列在其中。这是酒作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完美结合的典范内质的外在表现。如果说30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已经能饮到天然的含酒精的发酵液体，如江苏的醉猿化石，那么，有可能在60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以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类智力水平的提高，在狩猎的过程中，能有意无意间发现更多的经自然发酵而成的酒，即大家经常在说的果酒、乳酒这些天然含糖物质发酵成的酒。但真正的酒应该是有意识的酿造。从目前考古发现，1998年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000年以前的稻谷、酒具，则代表的是人工谷物酒作为物质文明的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于是在中国便应运而生。
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宁波河姆渡遗址的一些与酒文化有关的内容与史实。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定代是用国际通用的碳十四法测定的。根据挖掘4米深度，以每米一个文化层计，共有四个文化层，距现代最近的文化层已有4700年，第二文化层5800年，第三文化层6200年，第四文化层6770年，上限7000年。由此断定河姆渡人在史前已延续了2000年。最让酒界兴奋的是，第四文化层出土了包括骨耜在内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大批稻谷、谷壳、稻杆、稻叶，它们相互掺杂，厚度从20厘米到100厘米以上，有的已经烧焦，有的保存完好，谷壳基本上还是金黄色的，不失外表的原来形态，甚至连  壳上的纵脉和纤细的稃毛仍清晰可辨。从稻谷堆积的厚度推算，总量在100吨左右，可用于400-500人一年的口粮。河姆渡遗址中如此丰厚的稻谷堆积，其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堪称世界之最。
从遗址中发掘到的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遗存，有猪、牛、犀、象、鹿、虎、猴、獐等，还有大量的涉禽类与鱼类及一部分的野果核。当然 还有相当多的木器、骨器、石器及兽牙饰品。说明在7000年前，新石器后期，宁波河姆渡人已开始从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那些陶器、木器、骨器上都刻有精美的饰纹，河姆渡人的美感欣赏水平已经较高，已经有注重享受的雏形。
能让人兴奋的不仅是上述二个方面，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数以千计的陶器及陶器碎片，从完整出土的陶器与修补复原的陶器看，以煮饭用的釜为主，其次为罐、盆、钵、  、  ，甚至还有纺轮。从河姆渡人喜欢享受的表征上看，那积存的难以作为食物消化完的稻谷，那用来煮饭的陶釜（陶釜上甚至还粘有煮饭后留下的锅巴），那可以用来发酵和储酒的陶罐、那用来温酒的陶  、那用来盛酒的陶  ，还有那用来饮酒的陶钵、陶杯，无不向世人展示着，那最为悠久的中国酒文化。
现在再回过头来分析河姆渡文化中酒的存在轨迹。
首先，从河姆渡人所用的陶釜上粘着的焦米饭粒看，当时的河姆渡人是用脱壳稻谷，即用米煮饭的，这从大量出土的稻壳遗存上可得到证明。也就是被微生物利用的淀粉已经可以是经蒸煮后的糊精，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河姆渡人开始吃饭，而是具备了酿酒第一关，把生淀粉变成加热膨胀后的糊精，极易被酿酒微生物所利用。这是酿酒的先决条件之一。
其次，从稻谷保存的方式看，是通过一定大小的泥窖储存的，虽然不受大自然的风吹日晒，有利于储藏，但容易受潮是个不争的事实。它靠海边，自然湿度大，又泥窖难以储藏干透的谷物，故谷物容易发芽、发霉，相当容易让淀粉变成糖，极易被自然界中的酵母发酵而成为酒。
第三，从极其多的不同陶釜上看，当时煮饭是相当的普遍，而这些陶釜容积有限，大约能煮成1-2公斤的大米，而这与同一文化层的陶罐、陶“鼎”容积相配套，约用2-3个釜烧的饭，可配一陶罐或陶“鼎”，（从出土的鼎看，笔者不认为是祭祀用品，也有可能是发酵容器。）这与宁波传统的喂饭酒黄酒生产不谋而合。即通过不同次的的添加饭量，达到酿出好酒的目的，这是宁波黄酒酿造工艺传承古法的一个例证。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宁波的喂饭法生产的黄酒是真正意义上的加饭酒，不得而知，中国的尤其是绍兴的所谓“加饭酒”，是否就是从这里来的。
第四，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小陶杯与小的木制红漆碗看，它不可能是用来饮水的，因为只能盛一二两的容积，如果是作它用，总让人感觉不得要领，唯用来饮酒才是最为合理的。至于那些陶钵倒可以认为是用来盛其它食物或酒那倒是可以顺利成章的。河姆渡文化后期，有更为重要的遗存，那就是羼砂特细，制作颇精，专家一致公认的盛酒器——陶  ，基本认同的温酒器——陶  。这与同一文化层中的陶杯，可以说是相映成趣，互为佐证。
以专家考古为依据，以上述阐说为佐证，宁波河姆渡是中国稻米酒的起源地。宁波酒是一个被人淡忘的优秀酒种，她有无以伦比的悠久历史，她有让人着迷的文化积淀，研究中国酒文化，也可以从宁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