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地里的精灵
——莫言小论

简介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06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2007年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1名，2011年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批评

备受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摘获这一奖项。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莫言获奖的消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文化狂欢，议论蜂起，有赞有弹。赞者誉为“文化英雄”、“名至实归”，贬者认为“不配此奖，不够伟大”、“犬儒作家”。文学作品，见仁见智，本是难免。可是不少论者上升到对莫言的人身攻击，令人遗憾。就像前段时间的反日活动，把中国人及中国车打的头破血流。

知道莫言这个人，是看了他的一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写的非常棒。这篇小说以“现代进行时”的描述方式表现农村的现实生活。单纯得几乎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的故事，却被作者写的色彩斑斓，充满声、光、色、影的迷离，展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象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 ”正如谢有顺所言：“他早期发表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我尤为推崇，我觉得这是天外来物般的作品，那种通透的感觉、偏僻的角度、观察小孩的精准，已不可再得。”不过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譬如余华、苏童、格非、马原、残雪、韩少功、叶兆言、刘震云等等，莫言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位而已。

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梁》（《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无疑这是篇精彩的小说。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以追忆的姿态讲述历史。但这部小说之所以影响巨大，关键在于张艺谋。1988年，张艺谋携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其辉煌的导演生涯。随着电影不断的得奖，原著作者莫言也成为关注的焦点。或者可以说，电影《红高梁》的成功为作家莫言在24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红高梁》及其系列作品《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的成功，让莫言成为山东高密乡的代言人。以其生花妙笔创造了一个既写实又迷幻的乡土，他笔下的山东高密，其实只存在他的想象中，那不是历史上或现实里的乡土，而是他凭借着一己的文学壮笔，重新塑造的一个家乡，一个比历史或现实里的家乡，都要更精采更复杂更丰富更迷人的虚构的家乡，一个许多人都能理解认同的奇幻家乡。

说到写作的能力，不少作家能够写出好作品，但不能持续写出好作品。莫言是一个例外，从1985年的开始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天堂蒜薹之歌》，到1989年的《酒国》，1995年的《丰乳肥臀》，2001年的《檀香刑》，2003年的《四十一炮》，2006年的《生死疲劳》，2009年的《蛙》。莫言一步一个脚印地写出了乡土中国近30年的历史和命运，作品里面饱满的“中国性”让他成为世界文坛的关注焦点。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吸取欧美文学的创作经验，是中国1980年代那批作家的必经之路。但更为重要的是，中西文学的碰撞，促使莫言“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时事以魔幻写实手法冶于一炉”，促使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写出富有张力、情感饱满的农村“民间深层经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似偶然，其实必然。事实上，近几年来，莫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曾说：“在我之后，亚洲若再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想应该是莫言吧！”香港学者许子东曾戏称“莫言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六个幸运号码，” 认为：莫言如果获奖的话，他大致都符合，比方说他是写乡土，《红高粱》是写乡土的，他是现代主义手法的，他一直是写意识流的。他写文革，他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一直到《蛙》都在写文革。他有好的翻译，葛浩文一直把他的书非常有力的翻译到英文世界去，有很好的海外的支持者。他在海外也获奖，美国现在有个专门给中国文学的奖，叫新人文学奖，奥克拉荷马大学的，第一届评奖我就是评委，那一届的得奖者就是莫言。

作家始终是要靠作品来说话的，作为中国文坛极具才华的一位作家，莫言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快感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仿若那一片片灿烂奔放的红高粱地，让人过目难忘，甚至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气息。莫言建筑了一个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莫言的高密乡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它触摸到了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重新发现和复苏了中国民间的文化传统，民间的想象和力量，以一种接近变形的方式展现出来，放荡风流，地气饱满。恰如评论家所言：莫言的写作，才华横溢，想象力奇崛，语言粗砺有力，他是一个精神体量特别大的作家。比起一些作家的精致，莫言的大气、质朴，以及对中国经验的独有表达，是一种气象，宽阔而有精神重量的气象。

作为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荣耀巨大，责任巨大。承受得多大的诋毁就受得起多大的赞美，人们有理由对莫言期待更多。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抱有纠结的焦虑，莫言的获奖，缓解了中国人对这一奖项的焦虑感；同时提升了国内外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力。莫言的小说，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乡土中国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这种政治空间以乡土世界的身份缓缓展开，自成一统，形成兰波所言的“在别处的生活”，以及保罗·利柯所指出的“不仅仅是现实之外的梦境”，是借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新现实”本身。譬如虚构的“酒国”以及赞美母性的“丰乳肥臀”。从高行健到莫言，虽然写作的路径与风格不同，其实他们殊途同归，都是在力图创造或发现一个中国。

20世纪是一个不断突破以往既成的小说定义的时代，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界定，重新立法的时代。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再到罗伯·格里耶，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最具有先锋性与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具可能性的形式。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莫言，我们应多一些善意的理解，而不是粗暴的否定。面对莫言的写作，我们更应该聆听一下拉美文学大师卡彭特尔的这番话：“当小说不像小说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比如像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那样——我们的时代，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都是从读者惊讶‘这不是小说’开始的。”

法国《费加罗报》评价莫言时如是说：中国作家莫言结合想象与现实，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创造了一个宇宙，它的复杂性让人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获奖，已是过去时，但中国文学仍在路上。小说家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异乡人，以隐秘的文字与奇诡的想象为文学招魂，在流动的笔墨里尽情展露他们（她们）的喜怒哀乐，写下带有个人体温和印记的叙事，不断打击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的界限，最终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真实书写。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一些偏激而热情的浪漫书写者用文字为我们写下时代的墓志铭，借以悼念这个非人的世界。世上有一个词叫“江郎才尽”，获奖之后的莫言，我们寄寓更多的期盼。毕竟，获奖只是一次偶然的中断。将写作进行到底，才是每一个写作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