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官看起来是一件低风险高回报的事情，比买股票强。
　　湖北恩施州宣传部长吴希宁因受贿600多万元，被判刑15年。600多元的受贿款中，有110余万元，是吴希宁卖官的进账。标准说法是，“吴希宁在恩施市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下属贿赂110余万元，为25人满足升官要求”。
　　25个买官者，处理情况是这样的：3人开除党籍、公职，6人免职，9人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和行政记过，7名诫勉谈话。

　　3年前，媒体报道安徽阜阳官场受王怀忠、尚军、刘家义、张自民等腐败串案影响，八九百名官员受牵连，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其余也都是副科以上干部。这些官员大多有行贿买官行为，但事发后大多数仍然做官。
　　湖北恩施查办吴希宁卖官，情况与安徽阜阳大体类似。由恩施说到阜阳，是希望人们能够看到，买官的后果真的一点也不算是严重。按阜阳的说法，在“反复研究后”，还是要给买官者们“一颗定心丸”，“不能让他们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影响工作”。
　　再远一些，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据说下边10县市处级以上干部有50%以卷入案件。这些人是否处理，也没有下文。

　　买官是绝对的丑闻。在很多国家，这样的事情一旦出现，相关人等必然立即辞职，而且事情恐怕不是辞职可以完结，议会调查、司法介入、舆论穷追不舍，非挖地三尺不可。这才是“以儆效尤”的意思。
　　很奇怪的是，在我们上面所说的买官案件中，买官者没有一个面皮发红、抱愧而去，就连那些名字已在媒体上亮了相的买官者，也好官我自为之。买官者都在等着“组织处理”，而“组织处理”也确实是宽大。
　　“组织处理”为什么宽大呢？朝善良的一面说，是“爱护干部”；朝实际影响来说，是买官者都处理了，会影响一个地方的工作。然而，买官者一处理就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工作，可见买官的队伍是很大的。只是，留着买官的人去治理社会，社会能够治成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官可以买，买到了后“组织”还会认账，这样的权力又谈何公信力？

　　当然，从另一面说，“组织”会对买官者宽大处理，又可以说“组织”认为完全可以承受社会的不信任。社会能反应到什么程度，社会不信任的政治后果有多大，都是胸有成竹的，这才会让那些买官者“吃下定心丸”。对买官者的宽大，必然使作出宽大处理的“组织”也面临着社会的质疑，然而，“组织”的判断是，这种质疑完全可以接受，而且驱逐买官者的代价，比社会的不信任代价更大。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体制的真实。这种官场体制，原本不在意民众的反应。与其顺乎民意，不如保住官员；并且认为失去民众信任事小，一下子处理官员太多事大。

　　有人会说，其实那些买官者，也是情非得己，有那么多的人非得去买官，才能获得“为人民服务”机会，这就不是买官者的问题，而是卖官者权力太大了。但这样一来，岂不更加证明了官场体制的荒谬？当官的人权力太大，以至只要碰到了卖官者，你非得花钱去买官来“为民办好事”不可。这就是说，权力体制在围绕那些有权卖官的人运转，而不是围绕民众的意愿。对这样的体制，为什么不进行斩草除根的治疗，而非要让卖官者不断涌现呢？
　　背谬的官场，吊诡的逻辑。官员都称在“服务人民”，但基本无须被服务者认可，这应该算是“强制服务”，而且正因为这种强制性，使得“强制服务权”变成了买卖。而且，买卖一旦完成，卖官者固然可能治之以受贿，买官者却不会被治以行贿罪，他们最多是丢了官职，更多的人只是警告、批评和诫勉。
　　这是权力的自我生成。指定、任命、晋升、贬斥，都与民众无关，民众只需要接受管治。作为被管治者而存在，这就是民众相对于权力体制的关系。
　　                    20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