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历史故事。
　　1740年，鸦片战争前100年，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发生了屠杀近万华人居民的“红溪惨案”（或红河惨案）。此时为清乾隆5年，福建总督策楞上奏，朝廷多次申明不得出海且要求南洋华人归国，而这些人“自弃王化”，被杀是“孽由自作”。
　　这个故事并不冷僻，网络方便，读者诸君一索即得。李长傅《中国殖民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还记录后事：荷兰人怕清朝报复，派人到北京谢罪，皇帝回复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大概10年，我写过一篇谈论“王化”的文章，用过这个故事。现在再次想到，是因为突然看到一篇新闻。《新京报》12月6日报道，辽宁庄河市一艘渔船黄海失踪，官方拒绝调查。为什么拒绝呢，因为该船无捕捞证、未年检、船籍未过户，所以各相关部门均表示调查事故不在其职责范围内。
　　这是一艘辽宁庄河的渔船，船号为“辽东运2033”，三个多月前第一次下海捕捞，至今未归，船上有船民8人，出海后海上曾有风暴。该船无捕捞证、未年检、船籍未过户，就是说在各政府部门没有留下相应资料，证明是未被纳入管理。渔船不在政府管理之内，这就类似于“自弃王化”，那么你沉不沉，人死不死，都是你自己的事，此所谓“孽由自作”，政府部门不在意。

　　红溪事件的网上文章，大多说事后朝廷“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好像是说朝廷对荷兰人表示了很不足够的不满。而策楞上奏说的是，“请禁止南洋商贩，俾知畏惧”。策楞的意思，是使谁“知畏惧”呢？他要禁止的是南洋商贩，还是那些出洋的人，禁止他们，并且让荷兰人的屠杀成为他们畏惧的来源。这也与乾隆谴责“天朝弃民”“出洋谋利”的精神高度一致。
　　如果换到现在，像辽东运2033失踪这件事，你既已未将自己纳入管理，没有交钱去办理捕捞证、年检证、过户证之类的手续，自弃了王化，就是成了“天朝弃民”，出海打渔，算是“出洋谋利”，遭受风暴，即使不算天谴，而是“事属可伤”，却也正是好的反面教材。调查请求不予受理，正是“朝廷概不闻问”。
　　报道说，“黄渤海存大量三无船只，港口称监管困难”。大量三无船只都要看好了，不去政府办理证照，死人翻船政府是“概不闻问”的。所以渔船失踪一事，可以拿来警告各人，“俾知畏惧”，使其来办证交钱，接受管理。

　　政府是什么？政府是被民众授权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机构。渔船要加以监管，大量渔船在监管之外，正是监管的失败。监管失败，还不能只怪被监管者逃避监管，还要看你监管是否用功，还要看你监管是否失当。三无渔船大量存在，是监管不力，还是无力监管，是监管收费过高，还是收费而无服务，可问之处是很多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渔船未办证照，政府也没有理由拒绝调查其失踪或沉没事件。首先，船上有人，那是生命。现代社会，文明准则是生命至上，哪怕不是某国国民，涉及生命都要予以特别重视，何况船上的人就是中国公民、当地居民？其次，渔船脱离监管，政府正是要将其纳入监管之内，同时也纳入服务之内。倘若脱离监管就出事不调查，与收保护费才提供保护的地头蛇有何区别？而且，脱离监管者若不被查到，出事概不闻问；若被查到，不出事要受处罚，那与黑社会收费提供保护，不交钱就去找碴何异？
　　因为没有办证，死人政府不管。自弃王化，概不闻问，我们可以看到“天朝”的风范，也可以看到“天朝弃民”的境遇。今兮何夕，离1740年已经不止两个半世纪。
　　                            201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