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岗厦河园片区的“非暴力拆迁”，面临着“最后的3%”困局。报纸的报道是，“岗厦拆迁已经过去5年，完成了97%，还有26栋27户没有签订协议”，另外一个数据这比去年此时的拆迁签约率只提高了2%。
　　不过报道信息还相当混杂。例如，上面说，“岗厦拆迁已经过去5年”，而去年有报道称“2007年，深圳岗厦河园片改造正式启动”，另有报道说“早在1998年”，岗厦河园片区已决定全面改造，但经历数次“正式启动”，都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不同的信息，用于承载不同的意图。拆迁已过去5年，签约仍有3%未完成，过去一年只签下2%，用以说明拆迁的艰难。而2007年启动，谈判已近尾声，造就多个亿万富豪，可使人产生新城创造奇迹的印象。1998年就决定改造，现在仍然拆迁未必，则产生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资料运用与表达方式，本身隐含着意义。
　　真实的情况是，这一片区自2008年底启动私人物业拆迁补偿签约，2009年2月私人物业开始搬迁，至现在仅剩3%的未签约户尚未完成拆除，相比于一些地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拆迁来说，固然不可谓迅速，但若在建设公民社会的框架下，横向比较当今世界那些已为公民社会的地方，仍然不可不谓神速。
　　岗厦的拆迁叙事，焦虑于3%的钉子户，基本上被表述为公共利益与钉子户要价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焦虑在于速度，政府改造城市的速度追求与开发商完成项目的速度追求，是共同的利益点，已拆迁者的利益也在其中。亚运工程广州珠江新城被用作岗厦的对照，隐含了速度焦虑下难以按捺的“特事特办”冲动。
　　按理说，岗厦拆迁既是在尝试一种非暴力模式，应当有一些“损失速度”的耐心，毕竟非暴力意味着博弈过程，总不如暴力那样能够摧枯拉朽。因此，岗厦的改造应以城市改造的多赢结果，映衬大干快上模式的野蛮。然而，摆脱速度的迷恋是困难的。
　　深圳名动天下，以速度著称；中国被视为奇迹，也以速度自雄。对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一面在城市变化的速度中欣然不已，一面看着速度留下的满目疮痍，包括公平的丧失、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
　　速度的迷恋大而言之，来自赶超国际先进的急迫心态；中间来说，来自城市和地区间的竞争态势；小而言之，来自每个人内心里改变自身境遇的急切心情。速度上的“同心同德”，使公共利益的解释变得单一，强制拆迁很容易被赋予“符合公共利益”的属性。
　　正是在速度赶超的过程中，人们渐已知道，所谓发达不只是经济指标诱人，发达是综合的量度，经济指标的超越既单一又脆弱，而政治、社会、文化、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差距不仅无法忽略，而且比经济赶超更能代表发展的深度，同时更需要发展的耐心。

　　岗厦拆迁不如视为一个考验，在单纯的速度迷幻与公民社会的治道之间，深圳将怎样选择。行政的强制拆除令已经在手，对付钉子户的中国式常规武器已经具备；是继续协商谈判还是强行以逞一快？暂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拆迁方与钉子户都希望人们来关注现状，使困局得到公开透明的解决。
　　拆迁户维护利益的行为，容易被解释为“私利”。人们不太愿意看到，私利的维护如果在合法程序内进行，本身就是符合公共利益，因为法治渠道、协商精神、私权保护、公平谈判等等，无不是公共利益的源泉。越坚持越得利，容易被认为是有失公平，让先拆者吃亏，而很难认为钉子户的坚持，对后来的拆迁户维护公平权益的唤醒作用。人们众口一词地痛斥临拆抢建，而很难反思拆迁抢建多得补偿款，是否有着拆迁补偿只以拆迁面积计价，而忽略了农民集体土地转入国有的价格公平问题。
　　我们当然要看到漫天要价的行为，这种行为不能得到鼓励。不过，抑制漫天要价行为，主要通过公平交易的市场，但征地拆迁市场并不存在。公共利益可以要求个人让步，但让步仍然需要公平补偿，同时公共利益需要更加全面和理性的界定，同时，争执应能得到裁判，在这里我们又会遇到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过于单一，拆迁难以通过诉讼解决以及诉讼能否在法庭得到公正裁判等问题。
　　仅仅一个拆迁问题，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离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有多远。不过，并不是每个问题都需要一套单独的设置，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一旦确立，就能够发挥普遍的作用。
　　                                      2010．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