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改新，常有令人不知所向的。
　　这几天媒体报道，湖北安陆县公安局“花钱买监督”就是一例。公安局花8万块钱，签约一家调查公司，监督全体警察执法办案、管理服务及工作态度，调查方式包括明察暗访、秘密录音录像、匿名电话查询，监督对象上至局长政委，下至普通警察。
　　说这是瞎胡闹，有人会说毕竟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公安局也报告了效果，5月份至今，已通过这种“第三方监督”查处违规警察23名。
　　说这是在加强监督，分明又有“特种东西厂”的味道。
　　对权力实行监督，说起来有法律监督、人大监督、政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方法很多；论述起来，无不有重要作用；总结起来，无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际如何，人所知之。于是，一些地方加设“行风监督员”，据说效果又是很好。然而，现在竟至于监督还要像商品一样去买，可见种种监督，效果之差。
　　聘请“行风监督员”，人们已不无议论，这貌似扩大监督渠道，实际却未必不是将无数人可参与的监督变成几个人的专事。不说别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本可以足够广泛，而效果不彰后，不思其原因，反而另请“监督员”，是以为监督是一件苦差吗，是认为社会和舆论缺乏监督权力的兴致吗？
　　现在更进一步，对权力进行监督，竟然变成一种商务，美其名曰“第三方监督”，有独立性。然而，公民与权力之间，固然无所谓“第三方”，但监督之独立性岂会低于调查公司？权力者随时活动在公民的面前，公民对权力的不作为乱作为又何曾无动于衷，难道非得靠赏金去聘请调查公司“秘密监督”。
　　权力要受监督，本无秘密可言，本非一种生意。现在却要发包给公司，“监督工作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是不仅使调查公司如东西厂一般，获得飞章奏报之权（或者调查公司也可以收取公职人员的贿赂了），而且监督工作搞得神神鬼鬼。
　　竟然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对这种“花钱买监督”的做法作了全面辩护，表示法无禁止，未尝不可，花钱也符合财政开支原则，为纳税人服了务。法无禁止，是给公民行为自由，而非给权力模糊其事的空间，权力行为依法律授权，而不讲法无禁止。调查公司接受公安局的委托，公安局委托的业务并非公共服务，而是警务风纪。整务风纪的监督，内有纪委和督察，外有社会监督，何须另有请调查公司？财政开支应有一定程序体现民众同意，而非“合原则”即可。
　　有人可能说“花钱买监督”，总比不监督好。我不知其可。花钱买监督，是否真能买到监督，能够买到怎样的监督，买到的是顾客一种新的漏洞，都未可知。花钱买监督，仍然是关起门来搞监督，是高度受控的运作，本质上属于传统的官场整肃方式。
　　为什么我们要陷入“花钱买监督”和“不监督”的选项呢，难道世界上就只有花钱买监督和不监督这两种可能？今天，不知有多少乱来一气的做法，都是用“抓比不抓好”来证明其合理性的，好像事情就只有乱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做法。
　　监督是公民当然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也是公民愿意行使的权利。不愿意公民来行使监督权利，不愿意舆论去触碰权力的龙须，公民变成了“屁民”，媒体变成了权力传声筒，于是，七七八八的“监督创新”就显得很有必要，终归不变的是把监督变成几个人的秘密。搞七搞八的，有意思吗？
　　把权力还归社会，还归公民，还归媒体，监督不是什么难事。
　　                                  201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