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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制约的权力无优越性可言 <span style="po
(2009-04-20 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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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4月17日，吉林长春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王维工受贿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网上评论可见，很多人认为死缓判决偏轻。这应能反映民间对权力腐败的强烈情绪。但我想，像王维工这样的腐败官员，固然极度令人反感，但毕竟双手未沾鲜血，不曾做下命案，以死缓定案，应是可以理解。
法院认为，王维工以其犯罪情节，论罪应处死刑，鉴于其主动坦白办案机关不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有认罪悔改表现，且受贿款物已被全部收缴，故而作出死缓判决。这是基于王维工归案后的表现。
私下认为，官员腐败犯罪，必须承担个人罪责，但是否大开杀戒，就足以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实在是很成疑问。杀贪官，或许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腐败之所以成为流行，而非个别或者例外的现象，原因仍在于权力制度。良好的权力制度，并非以杀来吓退腐败行为，而是能够预防腐败。给权力以大取私利的方便，再以杀贪官来快慰人心，不过是重复中国古代严刑峻法的故事而已。
此案被称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案”，我以为是一个奇怪的说法。
王维工被惩办前的最后职务，是任职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而非“原副总经理”。他于2007年初任职申能公司，在申能公司基本不管事，并很快即被查办。这个最后职务，实际上与其犯罪似乎没有关系。
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是，1995年至2006年间，王维工利用其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为8家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多次索取、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财物。王维工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上海市委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无论从“循名责实”的角度，还是从公众关注的角度，王维工案应该被称为“原国务院秘书王维工案”，才更加合理。
官员因腐败被查处，都会被称为“原市委书记”、“原市长”等等，职务前面有一个“原”字，文字上给人一种安慰，那只是一个“原任官员”，尽管实际上他就是在任上被揪出。有时，职务的变化会使得官员腐败犯罪的事实与案名无法对号，例如张国光，在任辽宁省省长期间犯下受贿罪，转任湖北省省长，此间并无犯罪，但被查处，于是称为“湖北省委原副书记、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因受贿被处有期徒刑11年”。王维工在长期担任高官秘书期间犯罪，变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案”，案名与事实已完全脱钩。
王维工案的特性，在于秘书犯罪。高级官员自身拥有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未受约束，而且高级官员的近身工作人员也得以享受高级官员权力的溢出部分，得以索取贿赂、收受请托。王维工获得的这种利益将近1300万元。我无法断言所有的官员、官员的每一个近身人员都是腐败分子，然而一个秘书可以豪取1300万元贿款，官员又可以把案做多大，一个官员及其“服务班子”能够把案做到多大，更多的官员，更多的班子呢？
这仅仅是腐败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流失，权力不受约束所造成的决策失误还不算在内，权力合乎规定所享受的待遇不算在内，权力因不受约束而膨胀所造成的巨大的财政消耗不算在内。请所有为权力辩护的人、请所有认为权力不受约束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人想想，社会供养不受约束的权力要付出何其巨大的代价，不受约束的权力有何优越性可以夸耀。
与其要求给予王维工以死刑，何如由此去要求权力制度的变革？哪怕死刑不能废除，至少要极为慎重，对于没有欠下人命的罪犯，应当确定为不适用死刑。杀了多少腐败分子，既不足以显示反腐败的成效，也不足以减少腐败的发生，只能让人激动于“绝不姑息”的假象。腐败现象被遏制才是反腐的成效，这需要权力被制约。我相信，任何制约权力的制度，都比权力不受制约要优越。
2009/4/19
网上评论可见，很多人认为死缓判决偏轻。这应能反映民间对权力腐败的强烈情绪。但我想，像王维工这样的腐败官员，固然极度令人反感，但毕竟双手未沾鲜血，不曾做下命案，以死缓定案，应是可以理解。
法院认为，王维工以其犯罪情节，论罪应处死刑，鉴于其主动坦白办案机关不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有认罪悔改表现，且受贿款物已被全部收缴，故而作出死缓判决。这是基于王维工归案后的表现。
私下认为，官员腐败犯罪，必须承担个人罪责，但是否大开杀戒，就足以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实在是很成疑问。杀贪官，或许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腐败之所以成为流行，而非个别或者例外的现象，原因仍在于权力制度。良好的权力制度，并非以杀来吓退腐败行为，而是能够预防腐败。给权力以大取私利的方便，再以杀贪官来快慰人心，不过是重复中国古代严刑峻法的故事而已。
此案被称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案”，我以为是一个奇怪的说法。
王维工被惩办前的最后职务，是任职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而非“原副总经理”。他于2007年初任职申能公司，在申能公司基本不管事，并很快即被查办。这个最后职务，实际上与其犯罪似乎没有关系。
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是，1995年至2006年间，王维工利用其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为8家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多次索取、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财物。王维工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上海市委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无论从“循名责实”的角度，还是从公众关注的角度，王维工案应该被称为“原国务院秘书王维工案”，才更加合理。
官员因腐败被查处，都会被称为“原市委书记”、“原市长”等等，职务前面有一个“原”字，文字上给人一种安慰，那只是一个“原任官员”，尽管实际上他就是在任上被揪出。有时，职务的变化会使得官员腐败犯罪的事实与案名无法对号，例如张国光，在任辽宁省省长期间犯下受贿罪，转任湖北省省长，此间并无犯罪，但被查处，于是称为“湖北省委原副书记、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因受贿被处有期徒刑11年”。王维工在长期担任高官秘书期间犯罪，变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案”，案名与事实已完全脱钩。
王维工案的特性，在于秘书犯罪。高级官员自身拥有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未受约束，而且高级官员的近身工作人员也得以享受高级官员权力的溢出部分，得以索取贿赂、收受请托。王维工获得的这种利益将近1300万元。我无法断言所有的官员、官员的每一个近身人员都是腐败分子，然而一个秘书可以豪取1300万元贿款，官员又可以把案做多大，一个官员及其“服务班子”能够把案做到多大，更多的官员，更多的班子呢？
这仅仅是腐败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流失，权力不受约束所造成的决策失误还不算在内，权力合乎规定所享受的待遇不算在内，权力因不受约束而膨胀所造成的巨大的财政消耗不算在内。请所有为权力辩护的人、请所有认为权力不受约束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人想想，社会供养不受约束的权力要付出何其巨大的代价，不受约束的权力有何优越性可以夸耀。
与其要求给予王维工以死刑，何如由此去要求权力制度的变革？哪怕死刑不能废除，至少要极为慎重，对于没有欠下人命的罪犯，应当确定为不适用死刑。杀了多少腐败分子，既不足以显示反腐败的成效，也不足以减少腐败的发生，只能让人激动于“绝不姑息”的假象。腐败现象被遏制才是反腐的成效，这需要权力被制约。我相信，任何制约权力的制度，都比权力不受制约要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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