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副省长禄智明在全国两会上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谈瓮安事件。大概，瓮安事件的教训去年已经说完，或者是记者并不想了解，反正报道中是没有。报道中见到的，是事件“妥善处理”的经验。
　　经验当然也好，事件不管如何令人震惊，毕竟复归于平静，没有扩大，没有持续，大局底定，可以称“妥善处理”。讲讲心得，可以让别的地方预为准备，无事是最好，万一有事，也不至于处理不得法。——虽然得法不得法，似乎也无损于最后“妥善处理”，但有经验在前，少走弯路，还是不错。
　　禄智明访谈时说，事件应对中省、州、县的党委和政府处理都是比较好的，省委很好地把握了信息公开原则，把省委掌握到的情况及时通报，又组织了几路走访座谈，“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这样的机会和渠道应该长期向老百姓开放。如今在贵州，只要是群众上访，各地、县、乡委书记都要亲自接待。省里还总结了基层执法公正性遭受怀疑的教训，加强了对基层“父母官”的培训和指导，现在老师上课的时候都讲瓮安事件，告诉大家平时多听百姓疾苦，多为百姓办事，百姓心里踏实了，任谁煽动都是没有用的。
　　这一席话里面，大概“百姓心里踏实了，任谁煽动都是没用的”最为有力，也很好地否定了突发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人煽动”的常见归因。确实，真相往往未必总是明了，这就会为煽动生效留下机会。不过，如何区分煽动与追求真相的努力，真相是否及时发布，人们是否因长期经验而相信真相会及时公开，以及人们是否因经验的积累而产生“踏实”的感受，更为重要。
　　只是，即使如此，我想上面的道理仍然是传统政治的一种思维。民心安定，社会就安定，可谓真理，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魏征说的载沉载浮，都是这个意思，可作为权力的自警，却不能算是权力的现代认识。现代权力认识，讲的是主权在民，公民是最高也是最终的权力，其他权力来自于公民授予。在这一框架之内，实在无所谓权力是否导致民心安宁的问题，既然最高和最终权力在公民之手，其他权力不过体现公民的意志，又要产生让公民之心不安宁的后果，是极其困难的。
　　在现代权力认识的框架之内，也无所谓“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发泄的渠道”。若非引用原文，我不会使用“老百姓”或者“百姓”这样的说话，这个说法将公民矮化成了“黔首”，它不应该是现代政治中的用语。主权在民，说话也好，发泄也好，乃是公民的权利，无须“给”之。我当然知道，“给一个说话机会，给一个发泄渠道”，比不给要好得多，但是公民成为说话机会也被予取予夺的百姓，社会成为仅留一个发泄渠道的高压锅，又是何其令人悲哀的事情。“给一个说话机会，给一个发泄渠道”，状似宽宏，却是公民权利和社会治理的真实写照。
　　瓮安事件去时近一年，经验教训总结到了什么程度，估计是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省、州、县的处理是否“都是比较好的”，我想至少被问责的瓮安县委县政府还不能说“处理比较好”吧，不过相比之下，于总结经验教训而言，这只是枝节。我更关心的是，经验教训的总结所为何事，以谁为本。总结本乎于官，还是本乎于民，结论大有不同。
　　现在看到的似乎是以怎样平稳行权为指向的总结，一条又一条，或许深入而细致。但我想，社会需要本乎于民的总结，公民思维的原点必从模拟“保民官”安然坐船转为实现自身权利。这样，突发事件总结的重心就将是从讲“怎样不出事”转变到怎样完成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
                  20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