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到网托”只有一天之遥
刘洪波

　　从英雄到托儿的距离有多远？网络上的答案是一天。
　　云南“躲猫猫事件”组织网民参与调查，2月20日，这些网民代表被称为英雄；2月21日，这些英雄变成了猜测中的“网托”———庆幸的是，没被猜测为“网特”。
　　我仍然认为，“躲猫猫事件”之所以网友参与调查是可能的，在于云南方面相信公布出来的调查结论未经人为隐瞒和扭曲。因此，网友参与调查就其效果而言，类似于通过网民完成对李乔明死于“躲猫猫”这一说法的确认。
　　这样，参与调查的网民，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声誉风险。网络民意对“躲猫猫”解释基本否定的态度，决定了参与调查的网民只有得出另外一种解释才可以确认为意见独立。事实是，网民代表并未支持躲猫猫的结论，却也没有推翻这个结论，他们提供的报告是无法对这个结论作出判断，他们并未得到足以作出判断的条件，监控录像没有看到，有关证人没有见到，他们只是被介绍了一下情况而已。
　_sina_#8220_word__此担翊淼脑庥鲇Φ币鹜竦耐椋⒎⒊鋈玫鞑榭梢哉媸到械囊蟆Ｈ欢缟峡嫉氖嵌酝翊淼“人肉搜索”，以及对网民代表可能是“网托”的质疑。是网络英雄还是网络托儿，分别只在于是否最大限度地呼应网络舆论对官方既有解释的否定。当网民代表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时，陷入麻烦的就不只是躲猫猫的结论，而且包括网民代表本身了。
　　关于网络代表未能获得报告真相的条件，云南相关方面说，让网民代表询问证人“于法不合”。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托辞，因为这样做确实于法不合。但让网民代表进入看守所不是已经“于法不合”了吗？不过，我想，对一个死亡案件进行调查，基本上不是一个“参观”活动可以完成的任务，它可能是一个需要专业训练，也更要反复询问、取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除非这个网民参与的调查委员会有法定授权，并且准备长期工作，否则将无法得到一个独立的结论。
　　李乔明是否死于“躲猫猫”，我无法判断。云南方面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巨大怀疑，与其说是因为这一调查被抓住了不可解释的问题，不如说是因为社会已经存在着对官方结论的一般性怀疑，社会互信的基础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长期以来的信息不公开、“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隐瞒、扭曲，收获了可信度丧失的结果。网民代表的形象迅速从“英雄”衰变为可能的“网托”，显示一个人所能够获得的评价，已经靠是否断然否定被普遍质疑的官方结论去划界了。
　　这一次网络代表的产生，并非来自于网络推选，而是来自于有关方面的挑选，代表产生的方式不无疑问。猜想的无所不在，只能说明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已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应当看看人们通常会面对怎样的现实生活吧，如同太多“狼来了”的虚假呼喊，过多的“操控”行为将使人们无法相信世界上有不受操控的事情。“阴谋论”作为一种解释模式，被应验的次数越多，就越像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在中国，几乎人人都成了阴谋论者，也有无以数计的暗算可供这理论发挥作用，使得站到阳光下变成不可想象的事情。权力与社会、制度与个体，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互生关系。
　　现在，弹冠相庆的网民参与调查，已演化出网络民意剧烈分化之势。“网络问题网络解决”，固然未能使云南方面的调查结论站立起来，但网络民意迅速分化，且发生“英雄变网托”的戏剧性转变，会不会被视为处理网络舆论的启发性案例？
　　接下来的事情是，网络应该继续关注被指认对李乔明之死负有责任的嫌疑人，关注这些人是否因李乔明之死而承担责任，他们是否接受这一指认，是否能够在法律程序内求得答案。
                                  2009.2.22

“躲猫猫事件”中的官与民
刘洪波

    云南“躲猫猫事件”，官方调查结果引起广泛质疑，进而产生了“网友参与调查”的新进展。确实，这在云南乃至全国都是第一次。我没有资料来判断它在全世界是不是第一次，至少此前我一直没有听到这样的传闻。
    这是一次作秀吗，这是哗众取宠吗？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想，云南的初衷绝非如此。我无意认定云南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是否属实，真相是否已经揭开。但一定程度上，网友参与调查的方案能够被接受，在于云南方面确信自己的调查过程是正当的，所发布的结论是没有人为干扰的。
    网络上冲天的民意，终于撬动了权力的铁板；一个不被相信的官方结论，终于需要通过引入民间色彩的调查来确认。哪怕这样一个实例，产生于云南方面“真金不怕火炼”的信心，产生于“真相不被接受”的苦恼，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我想，如果调查是没有问题的，网友参与调查是可能的；如果调查是有问题的，网友调查是不可能的。——网友参与调查的前提，也许正在于这可以成为对官方调查的诚信度的一次背书。但是，“躲猫猫事件”既然首开网友受邀参与重大调查的先河，就将引来相应的声音，它会成为一个被引用的先例，成为一个具有示范性的提醒，每当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每当官方结论不被接受，独立方面参与调查就会成为一个呼吁，一种要求，拒绝独立方面参与调查将会显得缺乏理由。
    越来越多的民意奔涌在网络上，这是技术带来的一种变化，这一变化发生的背景在于公民权利的觉醒，这包括公民获知真相和发表意见的权利。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网民”这样一个概念，好像一个公民必须变身而为“网民”，这才有了“公民化”的可能，而真实生活中的公民，反而是弱小的。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体，是公民活动的空间之一，真实的公共空间和公民活动才是重要的。
　　云南方面说“网络上出现的问题要通过网络来解决”，这是将调查邀请定位于“网民”的原因。然而，实质上，这次邀请应当被看作是官方对民间参与调查的邀请。民间力量呈现于网络之上，但必将反馈到真实生活，网络意见是真实生活扭曲较少的呈现。
　　应当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在重大的官民争议事件中，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争议的解决，民间代表通过报名并且随机抽取的方式来遴选，或者通过民间可监督的公开形式进行推选，这将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切实进步。尤其在需要较多专业技能的争议事件中，民间能够推选出有公信力的代表参与博弈，也更加必要。
    不能不正视的是，“官方”正在遭受普遍的质疑，这既是因为公民权利觉醒正在产生对权力的警惕，也是因为权力滥用造成了自身可信度的降低。“躲猫猫事件”的联合调查委员会，网民被认为是完全代表民间，媒体多多少少被认为代表官方，云南相关方面则代表完全的官方。媒体和云南相关方面的可信度，都难以被社会普遍认可，对社会而言，这是可喜的进步；对媒体和官方自身，则可谓一定程度上的失败。固然无论媒体还是权力都是需要警惕的，不过其可信度几乎已成为本能反对的对象，应该从媒体和权力历久而来的行为中寻找原则。这是媒体丧失基本独立性所遭受的社会报复，也是权力及其行为长期失去正当性所遭受的社会报复。
    媒体和权力失去基本的信任，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在正常的现代社会里，公民主导了一切，媒体监督了权力，权力系统有着制衡机制并且受到公民随时的也是最终的限制。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公共媒体将因为长期致力于可信的报道而获得信任，权力也可能因为长期不能随意应付公民，从而获得基本的信任。
                                                  200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