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说要写一回谢老师。
　　得知这个消息时，谢老师显然没有当成一个喜讯，而是疑问深重，“能写些什么呢，你又不知道我多少”。于是，我感到我们真的缺乏了解，他竟然不知道，我虽然不擅写人，但在这不擅长的地方，我最擅长的乃是印象记。
　　我又怀疑，这是不是谢老师的一个预备手段。也许我写老翟和陈校长，已经让他有美好形象又将毁于一旦的预感，不如先行造一造“严重失实”的舆论，也好为写成以后不去对号预留地步。
　　这个怀疑一出现，我马上感到自己的可耻，这么深的条理，这么远的预谋，能是谢老师出产的么？注意，我不是评价谢老师的人品，只是评价谢老师的智力。
　　不知道我这样说，谢老师会不会爆炸，因为现在人们都说“你可以侮辱我的人品，但不可以侮辱我的智商”。但是，我不能不客观地表达，印象中谢老师从来没有表现过智力上的绕弯水平。
　　我见过他的最大一次智力周旋，是某次从广州来武汉闲晃，他不希望见到一个人，似乎又没有理由不邀见一下，于是慎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想了几分钟后，谢老师说，“算了，不想了”。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他的智力范围，只能以绕弯未遂告终。
　　与谢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应是在1989年。那时职业尚属分配，他早两年大学毕业，分配的地方是昆明，分配的行当是电视。我不知道他报到了没有，如果曾经报到又上过班没有，总之他与昆明的关系很含糊。这个最初的见面，发生在陈校长的寝室，但说到过什么，哪怕未曾忘记，也不足为外人道，就全当忘记干净了吧。
　　谢老师的形象，却是如同人们装修房子所追求的境界，一步到位了。从最初见面直到现在，谢老师就像一尊菩萨，外观没有变化。他拥有很壮观的名字，身高有拔秀之状，但表现相当地浪费名字和身材，松松垮垮，没有一点奋斗的精神，总是一幅斋戒过的样子，永远的社会贤达模样，好像说一段完整的话都怕增加二氧化碳含量似的，惜语无比。
　　到了广州，谢老师先呆在一家文化类报纸。1993年，南街大名初起，极似理想之国。谢老师到了南街，作访问记，满满一版，无非闲笔，羚羊挂角，信手填之，如考古报告，若无所赞弹，零零碎碎，貌似中心不突出，主题不鲜明。我读过只觉细节深处寒意盎然，知道那里绝非常人应居之地。
　　接着谢老师到了一家经济类报纸，但不做经济，而是做一个副刊，其间策反陈校长从武汉南下。两人合租一处，各居一间，恍如一户人家俩书房，各读各的书。我与老翟曾分别前往视察，只见两人互敬互让，一派实践仁义礼智信的样子。
　　两人又同时到了一家新的报纸，在此陈明洋变成了陈校长，谢老师变成了谢老。师字的省去，意味着他不被认为具有谆谆教人、循循善诱的品德。我知道的是，他在报社却不去做记者，而是申请去了资料室。此期，我与老翟曾一起去看两个活宝状态如何，夜晚番禺一个荒野之处喝酒，两个活宝骂骂咧咧，各为免遭“提拔”而迫对方担负社会责任。
　　再后来，谢老师游闲京城，游劳上海，目下做一本地理杂志，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服务于“私人”。谢老师性好野游，但吃大苦耐大劳的事情是做不来的，就是每天到俱乐部健身也没用，有氧无氧运动全是枉然。一个典型的游手好闲之辈，做一本哪怕介绍沙漠旅游也必有五星级酒店可住的杂志，算是投意之所吧。
　　谢老师在车上，必要求“听听车内乐吧”，流行歌曲除外，有声音即可。谢老师在席上，必以酒肉待之，而自称口味不可不清淡。游行所至，必参观文化遗产，搜地方文献，然非研究之势，仅作便览。读书破万，化于无形，非为役使圣贤派任何用场。兴之所好，从羽毛球到打坐，从刘太医到藏密，无所不趋，严肃认真，求证在前，不耻下问，恭行于后，应时而止。酒足肉饱出门，素净若未食人间烟火，形容虽不如非洲饥民之苦，却也枯槁有久久不得温饱之状。面目永远清癯，脸上绝无横肉，欺骗性之大，我未见出其右者。
　　谢老师讳方伟，出身天津，但嘴巴绝不利索；问学上海，但木然而绝不精明；就职广州，但浑身没有一丝烟火气。到哪个地方都没有学会当地人的优点，歪七竖八，不上正道。生平但得一闲，以做边角余料为乐，向无打拼之想，心慕谢安谈玄，仿佛早生一千多年，那一边下棋一边等淝水捷报的人就会是他。
　　如果要举一个不求上进的例子以警策世人，那就是谢老师吧。
　　                           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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