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政府应当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发展的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早在《突发事件应对法》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之时，人们已经高度关注与突发事件信息发布有关的内容。公开信息的缺乏，使人们在突发事件面前处在相当被动的位置，人们无法获知确切的事态，很难判断自己的处境，很难主动选择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成为一个被安排的对象。
    不仅如此，信息不公开导致政府很难充分调动全社会共同面对事件，使突发事件的处置处于脱离监督的状态，也使突发事件的处置变成一种隔离性的环境，一部分已受调遣的人在接受征调的指令，更多的人则对事件无所知觉、被动观望乃至冷眼相看，与此同时，各种不确实的消息在秩序的表面背后到处流传……
    这些状况，使突发事件的处置显出巨大的荒谬感，事机重大的态势，懵懂无知的人群，外松内紧的局面，却没有共赴危难的场景。可以说，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突发事件处置中各种矛盾公开并得以化解的枢机。尊重民众对重大事态和政府行动的知情权，就是尊重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就是尊重生命。
　　民众知情权不仅限于突发事件。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人并非被使唤的工具，也不是一个任由搬用的对象，知晓与他自己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相关的一切信息，是他与生而有的权利。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则，是民众组织政府，权利属于人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由此，民众获知各种社会信息、政府信息，属于天经地义。政府向民众报告自己活动的信息，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内容，也就是为什么近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意识的觉醒而政府信息公开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政府神秘其事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一种倒置。公民意识的觉醒，必然伴随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要求，而获得知情权，是行使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前提。
　　在现代社会，民众知情的首要渠道是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虽然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或者商业机构，但就其职能上说，它依靠向公众传播信息而生存，而非向“内部人”进行通报。由众多媒体所构成的传播网络更是形成了丰富的生态，这种传播生态就是民众生活的信息环境。民众当然可以直接获知信息，然而通过传播网络获得信息是更加经常的情况。同时，政府需要直接面对民众，直接服务于民众，直接向民众负责，直接向民众传递信息，但大众媒体是政府不可逾越的信息渠道。
　　在政府、民众媒体之间，形成了一个关于信息公开的博弈场，民众的要求与权利满足则是信息公开的决定性力量。传统上，政府发号施令，媒体照单直录，民众听令而行，这样的格局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标准。民众主张权利，媒体平衡意见，政府服务民众，这才是现代社会的标准。民众有权获知信息，政府信息必须公开，媒体必须真实、公正地传播信息，这才是现代社会的信息准则。
　　在网络和全球传播时代，隐瞒信息、不发布信息、发布虚假信息、想发布信息和不想发布信息自便，或者通过发布不全面信息来左右人们的判断，既面临着技术上的巨大困难，也将支付经济和民意的巨大成本，同时培育出有“秩序”而无见识、无胸怀的工具。在信息公开上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执行法律法令的态度，而且是认识到信息革命不可逆转的时代潮势。
　　人类正面临信息革命的巨大变化，如同工业革命将权力从土地转移到资本拥有者手中，信息革命正在使信息差异变成人类发展差异，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正在带来如同工业革命将资本上升到权力主宰地位的变化，这就是托夫勒所说将权力转移到信息手中的“力量转移”。在中国，信息革命和进行中的现代化必然汇流，它所带来的权力转移也必然出现。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200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