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涨价、方便面涨价、快餐涨价……，一时间，涨价成了最大的事情，就连股票过了4500点，也不像前些时那么引人兴奋了。

　　自然会有各种分析，涨价的原因何在，怎样应对才算得法，政府该怎样作为，行业协会怎样发声，都有人关注。如此专业的问题，我无力去思考，也无意去思考。但我看到了有趣的现象，感到关于涨价的议论其实大多是无关痛痒的声音。

　　涨价的趋势与行动是如此凶猛，但我几乎没有从媒体上看到普通人和低收入人群的声音。社会上存在着对生活物品价格敏感的人群，也存在着对生活物品价格不敏感的人群，这与恩格尔系数有关。当菜价从1元涨到2元的时候，一个收入5千元的人与一个收入1千元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而现在，收入1千元的人已经说不出话来，而收入5千元的人的意见则在处处奔涌。

　　也许，这样就可以使得舆论面对涨价时显出更多的理性吧，但这种理性我想不过是对价格敏感人群进行了某种定向消声而已。那些对价格敏感的人，当然是会有情绪反应的，价格代表着他们的生活，一个月吃两斤肉还是一斤肉，甚至还能不能吃得上肉，这很现实，因此他们不会如肉价上涨一倍也无改于吃肉数量的人那么冷静。

　　所以，当我看到媒体上只见到冷静的声音，而没见到任何情绪的反应时，我感到媒体上基本没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而并不以为这是显示了什么可喜的建设性和理性。价格涨了，对价格敏感的人群的声音却消失了，这种消声机制过滤掉了利益高度相关的人群的感受，从而使人无法感知社会的真实。

　　我当然知道，社会存在着某种代言机制，大多数能够发出声音的人，仍然会尽量地体察庶众生存的处境。但我也知道，这种体察毕竟不同于切肤的感受，它使得媒体上只有头头是道的分析，没有生存境况的真实描述和记录，这使得涨价所引起的真实的社会反应被掩盖了，一个波及很多人生存的经济变化过程于是显得波澜不惊。

　　我在回想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有过的涨价风潮，那时的媒体反应不是现在这样的，在媒体上说话的人们都在诉说着涨价带来的生活问题。当然，现在毕竟又发展了很多年了，人们的“抗涨价力”应该也上升了许多，然而更加重要的，也许是“脑体倒挂”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吧。脑体现在已经正挂了，能够说话的人已经对生活物品的价格不再敏感，从而也就没有了诉说和情绪反应，也不再有强烈的呼吁和悲鸣。如果今天那些能够说话的人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收入，从而得以脱离被生活物品价格困扰的处境，那么肉价、菜价的变化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社会震动呢？吃饱了饭的人民与没有吃饱的人民，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也想到住房、医疗、教育价格上涨。在这些大额费用上涨面前，为什么会有巨大的情绪性反应？我想，其中或许有部分的原因在于即使收入相对丰厚的人们也变成了敏感群体，使得“理性”不那么容易保持。当然，“理性”的声音仍然是存在的，例如，房地产商对房价理性，学校知识分子对学费理性，医生对医疗价格也很理性。

　　我并不反感“理性”，但我反感对“情绪”的定向排斥。理性并不比情感高贵，事不关己或得利者的理性更是如此。“涨价的经济学”是一回事，“涨价的社会学”是另一回事。当我们一门心思去分析涨价的经济学，而忽视了是谁在分析时，听到的往往是对涨价没有痛感的人们发出的声音，而那些有痛感的人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普通人的声音消失在涨价议论中，不过是普通人被话语体制忽略甚至排除的一个例子。我们已经熟悉了理性、专家、专业性、知识分子、权威、精英等话语，这些东西构成了一种决定性的等级和权力，大多数不得不沉默，不得不听从，不得不被教化，不仅不能决断，而且不能喊疼。我想，“地火在地下运行”，大概就是这样吧。
　　                            200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