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发生杀母案。17岁外来无业青年王×涛向母亲讨要几十元上网费未得，举刀杀母伤父而逃。
　　网络、外来人员、无业青年、杀母……在这起案件中，这些关键词会提示不同的评说角度。从任何一个关键词出发，都足以产生劲道十足的正论与呼吁：从净化网络、治疗网瘾，管好外来人员，到青少年教育、法纪观念、家庭美德，乃至孝道培养、人伦纲常等等。
　　然而，过于显见的思维路径即使不能说有什么错误，至少也可能会遮蔽那些隐含的问题，何况在很多情况下，显见的思维不仅未能切中肯綮，而且可能步入评说的误区。我已经看到过，人们对青少年沉溺网络的担忧，往往轻易变成了对网络的控诉。
　　就王×涛来说，他犯下杀母重案，固然可以说是网瘾的危害，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失败，也可以让人去反思青少年成长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有着怎样的特殊性。从现有情况看，王×涛的父母1990年从河南老家到广州摆烧烤档，过着清苦日子，最近一两年将王×涛接到广州。这就是说，王×涛从小就没有与父母在一起生活。我当然不能就此推测他所受的教育就有太大的问题，但至少在情感方面，他所获得的父母之爱是有欠缺的。
　　王×涛从河南老家到广州，意味着他离开了自己生长的社会环境。到广州以后，他没有就业，也没有就学，这既使他拥有大量空闲时间，也使他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支付时间消费所产生的费用，而且也很难结交新的朋友。在广州，他实现了与父母的团聚，但从小所熟悉的环境和社会交往圈子已被抽离，而又没有能够获得进入新的社会环境的条件。
　　不是说，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去制造悲剧，但可以说，这种生活现实必然会对成长中的青少年造成不利影响。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父母外出打工所造成的“留守儿童”现象，近2000万留守儿童成为飘浮的群体，他们生活在故土，但缺少了父母之爱。当他们长到一定年龄进入城市，他们实现了家庭团聚，却失去了故土，他们根在何处？
　　事实上，即使打工者子女从小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仍然面临着身份确认的困难。城市是他们的居住地，但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对拒绝他们进入的地方，他们没有生活在农村，但社会的身份确认制度认定他们属于农村。打工者子女可能在城市出生长大，但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概念，就社会关系而言，打工者子女与打工者子女才会发生相互交往，他们与城市青少年基本隔离，正如他们的父辈与城市市民生活隔离一样，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搬迁到了城市的乡村里面。
　　我的朋友曾颖在成都一家报社工作，他注意到成都活跃着一群14岁至20岁左右的流浪青少年，这些青少年自称为“幺儿帮”。虽然未被给予承认，他们的父母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们的父母往往自认为外来人口，惯于隐忍，谨小慎微，并能从事任何艰辛的劳作。而到了“幺儿帮”这一代，他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模糊，自己的家在哪里，成了一个问题，他们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前者对他们并不接纳，后者他们并不愿接受。他们的社会关系仍然不在城市，但他们的梦想在城市中，他们对命运的不平感更强，而且对社会不平更倾向于反抗而非逆来顺受。
　　王×涛杀母案是特殊的个案，从留守儿童到“民工第二代”，特殊的经历对他的性格、人格与认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探究的。打工者远离家乡又未能被城市接纳的问题尚未解决，“移民第二代”作为社会问题又在出现。社会隔离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病症，这种隔离若不能尽快消除，将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2007-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