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见到孙传钊《阿伦特及其周围的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我很少买当代中国学人的著作，但有关阿伦特的中文资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完备。书中不少文章曾在网上读过，所以我有些为难，在买与不买之间犹豫。翻到版权页，我立即下定决心买下此书，因为它的印数居然只有260册。我不明白，这本获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资助的学术著作，为何印数如此之低？在我的印象里，在学术最为萧条的1990年代中期，学术著作经常印到1000到3000册，但十年后的今天，5000册上下已经不是问题。260册，扣除作者自己购买的数量，在市面上平均到每个省市也就六七本。我甚至有些怀疑作者故意隐瞒印数、制造限量发行的假象，以吸引像我这样喜欢囤积居奇的读者。显然，这是我的过度阐释。

　　这本书印刷得很怀旧，简单的封面、粗糙的校对，让人想起二十年前的书籍。我不是阿伦特专家，没有能力评价孙传钊先生的学术水平，但是这本书的读者绝对不会只有260个，这是我可以确信的。书中讲述了阿伦特和阿多诺的冲突，提到阿伦特流亡美国后交结了不少文化界、知识界朋友，“可是与几乎全部是犹太人流亡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没有什么来往”。前一段时间读到朱学勤先生的《“怕”和阿伦特》（《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他表示：“我是怀疑包括阿伦特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新马或西马。”阿伦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究竟如何？我有些存疑，孙传钊提供了不同的说法。

　　除了这本书，我手边印刷稀少的是1993年第2次印刷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印数601至900册，1993年第1次印刷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印数300册。这个印数奇怪得很，似乎认定几年前购买上册的读者一个也不会购买下册，所以第2次印刷的上册和第1次印刷的下册印数相等。虽然“限量发行”，这套书还是流落打折书摊，我和不少同学人手一套。后来又在学校图书馆看见长长的一排。估计300套中，我亲眼目睹的就有30套。不过，我在查阅论文的时候，却发现它的引用次数出奇得高，具体数字没有统计，或许超出印数。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文化的传播与印数不一定成正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印了600册，8年才卖完，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印了300本，我们今天依然记得它们。当然，这不等于说文化的传播与印数一定成反比，徐静蕾的博客书在上海书城5天只卖掉6本，不能因此认定这是未来的《梦的解析》或者未来的阿赫玛托娃。

　　我可以理解《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的印数，毕竟1993年正是北大推倒南墙的一年，初来乍到的市场经济震惊了全国人民，以至于知识分子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为自己打气。一本书第1次印刷跟第1版的时间往往是一致的，阿克肖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例外，1963年9月第1版，2006年7月第1次印刷（1963年作家出版社曾经印刷该书，属于内部出版），相隔43年。如果《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是1987年第1次印刷，有些出乎意料，那时图书印数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册，为何偏偏这本书“独守空闺”。或许，这与编者戴维·洛奇在1980年代的中国只为小小众知晓有关，但是书中收入的叶芝、弗洛伊德、庞德、艾略特、伍尔芙、劳伦斯、荣格等等都算得上大名鼎鼎。

　　随着1998年作家出版社推出戴维·洛奇文集、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次推出戴维·洛奇作品系列，戴维·洛奇已经变成大众品牌。但我依然无法判断，如果这套《二十世纪文学评论》再版，它会面临什么命运，小小众和大众的脾气都是不可捉摸的。只有一点可以断言，印数和销量肯定超过90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