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社会生活的话语权属于城市，《农民日报》并非有太大影响力的报纸。如果不是有“收缴报纸”的传言，《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这篇通讯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注意到。
　　然而，湖北省沙洋县到底是否存在收缴当期《农民日报》的事实，却成了一个谜。网上到处在转载“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的信息，沙洋县一些乡镇和政府部门明确告知《青年周末》记者报纸被县委办公室要求上交，黄爱国说他下令在全县范围收缴《农民日报》是 “无稽之谈”，而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的说法却模棱两可：“我没参与”、“没有这回事”、“也许有这回事，但我在办公室没有看到”、“不是很清楚”。
　　对事情有一个态度，需要以事情本身存在为前提。沙洋收缴报纸事件已传得沸沸扬扬，我想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否存在。这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毕竟收缴还是没有收缴，不是发生在小范围内的事件。没有收缴就当澄清，而不应以听之任之，“身正不怕影子斜”，固然有理，但传言毕竟已经产生，不去澄清是对舆论的漠视。如果有过收缴，再去弄清谁执行、谁发令、为何要收缴等等疑问，然后才谈得上对收缴事件就采取何种态度。
　　目前能说的，只能是那篇引起关注的通讯。如果我相信记者对事实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判断，相信通讯中所说的事实确有其事，那么黄爱国是一个严格治吏、关心农民的县委书记。一般地说，严格治吏、关心农民，都是好事。吏治败坏、漠视民生，既是通病，又深为人所痛恨。很多人对报道的真实性抱有怀疑，正是因为“通病”的存在，他们不太相信世上会有桃花源。
　　我可以理解这种疑虑的存在，但还是要说“特例”是容或有之的，只是“特例”之所以成为“特例”，也正是因为它不足以作为一种普遍的范例，最多不过让人多一些“感动”，而不足以成为治疗“通病”的药方。很多年了，我们读过的“感人事迹”绝不可谓少，越是某种病况严重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有针对性”的感人事迹就会越多。当然，感动再多，也不足以使社会按照“感人事迹”那样来运行，这也是无须多言。
　　很多人说，如果黄爱国事迹是真实的，那就要大力宣扬。我知道这是出于弘扬正气的考虑，但鉴于更深一点的考虑，仅仅是弘扬正气，并不足以解决制度建设不力所造成的病征，所以大力宣扬的实际效用，可能不过是解决了道德层面的对错问题，但道德层面的对和错，其实又基本是一个无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并非没有对错概念，而只是没有按照它去做，所以大力弘扬的实际效用，落到头来可能只是给予了先进人物以某种舆论喝彩或发展前途上的报偿。
　　如果黄爱国的事迹是真实的，很多人都会叫好。对此，我也有相当的疑虑。我想，如果黄爱国的事迹是真实的，那么这又是一个“地方铁腕人物”。
　　沙洋的会风变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作报告的人说，“台下好像没人，当掌声响起时我才感到‘哦，下面坐满了人’”，“像你们这样的会议纪律，从来没见过，包括部队！”这种会风我看是有些可怕的，世界上很多地方，会场上未必庄穆肃敬地坐着，也没见一片记笔记的沙沙声，政治效率也很高的。
　　沙洋的政治风气变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坐在牢里的腐败官员说：“要是黄书记早点来沙洋，我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整治腐败是靠权力制约还是靠上官敲打呢？沙洋的老百姓对外地贪官辈出说，“要是我们黄书记在那就好了！整治整治，就不会出这些贪官了！”治贪是靠个人好恶还是靠制度建设呢？沙洋的官员说的更绝，“与黄书记共事有安全感”，不光不会腐败，而且“在他手下永远不会犯错误”。老实说，我对这种颂圣调子是厌恶的。
　　一种永不绝续的清官思维，荡漾在黄爱国的报道之中，也荡漾在关于这篇报道的各种评说中。“通病”的存在，使得大家对铁腕人物充满了期待，好像清官一出，能员一到，所有问题一扫而光。制度啊、法律啊、制约啊、监督啊，都不记重要了，东方红太阳升，救星出黄河清，几乎还是我们的政治梦想。而若隐若现的收报事件、座无虚席而又仿佛全场无人的会场，也还在提示着人们，一切铁腕之下的社会或政治生活有着共同的规律。
　　                                          20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