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山市坦州镇发生一起亲生父亲杀死“白粉仔”儿子的案件，1600名街坊联名呈情，请求司法机关对凶手从轻惩处。
    当我用上面的文字简述这一事件时，客观的语言后面，其实隐含了必然引起人们相应情感反应的倾向。“亲生父亲”的说法，会让人想到凶杀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事情；“白粉仔”身份使被杀者区别于一般的儿子；一千多名街坊联名请求从轻，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凶杀事件的残酷性，甚至使凶杀变成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事实上联名街坊说的正是，这次凶杀是“大义灭亲，为民除害”。
    这样的案件在现实中并不孤例，尽管发生的概率很低，但以中国之大，仍然会有一些同类案件得以报道，上面的文字则是对这类案件进行叙说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有一个亲生的父亲，有一个恶行不改的儿子，有一群同情杀人者的邻居，最后，杀子的父亲得到从轻处理。
    人们对这类案件的直觉判断，建立在亲情难弃的基础上。这构成了“父亲杀死儿子”与“儿子杀死父亲”不同的解读基点。父子相残，无论父杀子还是子杀父，都是人性失败的巨大悲剧。父亲杀死儿子，会被认为有较多“迫不得已”的成份；而“儿子杀死父亲”，容易让人感到“违悖天伦”。在人们眼中，父亲杀子容易被视为惩罚权的过当使用，而儿子杀父是没有道理可言的纯粹暴行。
    当然，这一隐秘的态度也似乎在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境中得到了验证。杀子的父亲面对的总是作恶多端的儿子，杀父的儿子则总是一直表现了蔑视公理与人伦的秉性。不过，我还是想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这种“父父子子”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们的判断，父子冲突的基本伦理是父亲的权威应当维持，哪怕一个坏人，他被父亲杀死与被别的人杀死，人们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法律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件，涉及到法律在一个怎样的文化背景下施展。你可以说“法不容情”，但面对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情理不可阻挡地会进入司法过程。执法者是一个个的人，而不是一架架机器。法律要实现公正，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公正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一个父亲杀子，一千多居民求情，这是一种民意，如果法律判决让人感到“太严厉”，那么人的内心将无法得到安抚。考虑到“父父子子”事实上被整个社会接纳，严厉的判决震动的就不只是那一千多人。很明显，法律既在一定的制度空间内施行，也在一定的文化空间内施行，结果会是在制度与文化之间求得一个可接受的妥协处理。
    法律总是要面对各种极端事件。有些极端事件其实很容易判决，例如大屠杀。有些极端事件很复杂，例如父亲杀子，它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甚至可能是处心积虑的预谋，但人们几乎总是把注意力不放在凶杀本身，而是放在“儿子从来就不是个好人”身上。问题是，就算“从来就不是个好人”，谁会管这种家务事呢，只有发生了凶杀，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设置才开始启动，讨论的只是如何完成对悲剧的惩罚，而悲剧已无可挽回。
    当你承担自己的命运时，没有人管你，而当你做出改变时，就变成了社会问题，各种社会设置开始对你发生作用。从根本上说，人类还没有聪明到能够建立起一种如意的制度，使得社会设置既能给个体以细微的抚慰，从而避免个体“长期压抑后的暴发”，又不至于干涉个体的隐秘空间和内在自由。
                             2006-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