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编辑给我寄来一些报道，希望写一篇评论。报道说的是，在东莞打工的河南籍青年宋凯脑部遭人击伤，前往医院救治，在拒绝作颅脑损伤检查并自行停止治疗后返回住地，当晚死亡。事后解剖表明，宋凯脑部皮下大面积出血，额顶部偏正中有一条２０厘米长的骨折线，右额叶以及部分左额叶脑组织挫碎。
　　发出这一报道的媒体，将笔力集中地宋凯被人击伤后就医的过程，并没有提供关于宋凯被人击伤的有关信息。报道发出后，又有很多人在媒体上谈了对宋凯死亡事件的看法，大致上都指向农民工的贫困和医疗费的高昂。
　　这显示了媒体设置议题的作用，人们从哪个角度谈论宋凯死亡事件，是由媒体的报道所决定的。媒体探究宋凯为何自行中断治疗，人们就会谈论农民工的医疗问题。我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媒体将笔力集中于宋凯被人击伤头部而导致死亡，人们就会去谈论宋凯死亡的刑事责任问题、社会治安问题。
　　宋凯为何拒绝检查和中断治疗，已经成谜。他是因为觉得检查和治疗费用高昂，才作出了决定吗，也许是这样，但更可能并不是这样。宋凯中断治疗，根本原因是没有感觉到生命危险，这可能使他认为在检查、治疗上花钱费时是不必要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一定会不惜代价地治疗，导致宋凯死亡的，是他对自身状况的缺乏了解。
　　然而，人们显然更加愿意认为宋凯是死于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至少是他感觉到可能无法支付治疗费用）。我当然认同农民工确有难以承受医疗费的问题，但在宋凯死亡事件中，这一问题又确实是未曾显现的，在医疗费成为问题之前，宋凯已经离开了医院。因此，人们从宋凯死亡事件中谈论农民工的医疗问题，其实不过是把自己关心的问题置换到了一个并不恰切的事由上。这显示了农民工医疗问题的社会关切度，但也显示了人们作出某一种社会思考时，未必遵循事情本来的面目。
　　人们的社会思维经常“不合牌理”。天不假年的死亡事件，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人们会天然地倾向于作出各种固定的解读。农民工的过早死亡，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是因为出不起医疗费；一个科技人员的英年早逝，使人不由自主地设想是因为工作太忙；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富翁身上，那么人们很可能认为他把赚钱看得太重而忽视了自己的身体。人们根据某一类人的一般生活状态，去自行填充与之相关的一切事情的原因，断定一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科技人员，完全可能因为疏忽而失去治疗时机，但我们愿意设想，他一定是过于埋头研究工作了。好的，就算科技人员真的太忙了，所以没有去检查和治疗，那与一个富翁太忙于赚钱而没有去检查和治疗，应该同样是本末倒置，但死亡发生之后，当我们说一个人“把赚钱看得太重”时，惋惜中带有轻度的贬意，而当我们说一个人“把科研看得太重”时，惋惜中带着明显的赞美。
　　当一个人开始思考某一具体的事件之前，社会环境已经给思考罩上了某种倾向，它可能使人忽视事情本身具有的特性，而按照一般情况去自说自话，而且并不感觉到逻辑上存在着某种断裂。例如，谁也没有获知宋凯是基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检查和治疗的信息，但贫困似乎又成了宋凯死亡的不言自明的原因。因为社会的一般状态就是农民工生活很艰难，因为惟有宋凯因为贫困而放弃治疗才更能显示事件的“社会含义”，因为惟其如此人们才能够再一次得到说出给予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的机会，所以在人们的设想中宋凯不能不如此。
　　语言与词汇上，粘连着一些附加成分，使得人们在使用它时，不知不觉中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当媒体上经常强调一些骗局中犯案者“原本是一个农民”时，肯定有某种未曾明言的意思，否则就无法理解当犯案者不是农民时，其身分往往不会得到特别的强调。一个人被称为“无正当职业者”还是“失业者”，引起的联想和情绪反应是大不相同的，前者在人头脑中出现一副吊儿郎当、无所事事的形象，后者令人生出同情之心。同样的事情，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官员、企业家等等词汇进行组合，将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在人们头脑中生成的社会认识大有区别。一个普通人犯下死罪，也就是死罪而已，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可惜的，但一个“能人”犯下死罪，就可能出现惋惜之声，前两年我们还见到了一场讨论，一位科学家杀死妻子，有人提出判死刑对国家损失太大，应让他戴罪立功。其实，只要把事情还原到“一个人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就可以看出“科学家免死”这种堂而皇之的提议有多荒唐。
　　一个人想事情时从未在意过的习惯性倾向，可能正是他被深度蒙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