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明天不再有的感觉，构成了我的文字环境。我时常要看到“最后一个”的宣告，根据这宣告，某个人的离世往往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的历史的结束。
   几个月前，巴金去世，媒体上对他就有许多的“最后”的封号，如“最后一个为鲁迅抬棺者”、“最后一个五四时代的人”、“最后一个巨匠”、“最后一个大师”等。这些说法中，有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最后一个为鲁迅抬棺者”，限定于某个特定的事件出席者身份，如果再没有为鲁迅抬过棺的其他人活着，就自然成立了。“最后一个五四时代的人”，这个说法可能就会有问题了。五四距今不到90年，五四时代的人，恐怕总还会有一些，当然，这个话可能是说五四时代的文学人物，但五四时巴金也还没有开始他的文学生涯。“最后一个巨匠”、“最后一个大师”，什么意思呢，今后再不会有巨匠和大师了吗？
   这些年，媒体已经发放了很多“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士大夫”，颁给了陈寅恪，这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反正现在估计不会有人要做士大夫，现代社会，也没士大夫可做。“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死去重新被发掘出来的顾准，他是最后一个了，自然今后再不许有。“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有人说是沈从文，又有一个青年诗人说是自己，反正今后是浪漫主义者也不会有了。罗大佑被称为“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以后当然也不可能再有行吟诗人。
　　印象中像样点的称号，都早已有过“最后一个”了。情急之下，“最后一个精神贵族”、“最后一个江湖大佬”、“最后一个男人”、“最后一个淑女”，乃至“最后一个处女”，都已经被人先下手为强地拿去。如果有谁宣布一下说“我是最后一个人”，大家就连人都做不成，加上“最后一个发财机会”早已被某个行业占据，有人拿走了做人的名号，有人拿走了做人的资财，剩下的人就真的“人不成人，鬼不成鬼”了。
　　我在网上搜索，结果显示有30多万个网页在讲述有关“最后一个”的故事。这里面，情形当然也是林林总总，例如“我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夜晚”，并不表明别的人白天之后所过的时间不能叫做夜晚，但也有不少的“最后一个”勾销了别人的生活。他是“最后一个绅士”了，你当然就不能再做绅士。
　　估计喜欢宣称或给人颁发“最后一个”之类称号的人，也并不残忍到要剥夺大家做人的乐趣，而只是有一点“爱不择词”而已。不择词，有时是对自己或某个别人喜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来不及择词；有时是没有能力择词。
　　山呼万岁之下，人在说话的时候可以连加几个“最”，表示自己对敬爱的人物到了披肝沥胆的地步。难道除了“最最最”之外，没有别的说法吗？或者也有吧，但比起这“最最最”来，别的说法也着实有些像是废话，远不如这最的重复来得直捷、醒目而通俗。
　　“最后一个”，不过是“最最最”的稍微文气一点的表达而已。它们都是对“终结者”的赞颂，表明一个人到达了登峰造极、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位置；只是“最最最”传递着由衷的景仰，而“最后一个”在赞颂之中，还表达了一种追思和愤世嫉俗。“最后一个”已去，当下已不再有，看起来是十分令人悲愤的事情。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思想家”、“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些问话，看起来都是相当沉痛的，但这些问话根据什么断言中国没有一个思想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发问者是只管发问，而从来不会论证自己的问题是否成立，好像“没有一个”或者“最后一个已经死去”是一个公理。
　　这样的问题，往往使我记起一件事。有一个朋友曾经疑惑，“中国有没有樱桃”，他说老看到外国文学作品里写樱桃，中国文学作品里就没有樱桃。我说，中国文学里有“樱桃小口”啊，这说法也不是看了外国文学后才有的。中国有没有思想家，有没有知识分子，有没有理想主义者，我看与中国有没有樱桃没有什么两样。当然我那个朋友是真疑惑，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而“为什么没有思想家”或“最后一个思想家已经死去”则是感情充沛。
   愤怒出诗人，或者是有道理的。但一个诗人社会实在令我无法想象，何况愤怒之后成不了诗人的情况也在所多有，正如一个人喝一斗酒之后可能写诗百篇，例如李白，也可能一篇都写不出，只是消费了一些酒。颁发“最后一个”的荣衔，于死者或许是一种褒奖，于生者则是一种蔑杀，甚至连尚未出生者成长的可能性也否定掉了。
   悲愤以至于夸张到脸孔变形，本身已不是思想家、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的姿态。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我相信思想仍然生长，知识分子仍然存在，理想主义者仍然在坚守，不同的环境，只是使得生长与坚守的难易程度不同。对精神界来说，什么都不曾终结，因此永远不可能有“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