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媒体，我不知道恐怖主义行为到底会增加还是减少。当然，我这样说，并非认为恐怖主义行为是由媒体引起的。不过，考虑到恐怖主义行为一旦发生，全球媒体总是如数家珍地把恐怖主义分子放在重要位置，我想这正是恐怖分子希望得到的舞台。
　　我在网上看到过绑架分子残杀人质的录相，那是真正的屠宰。人质的眼睛被蒙着，被扔在地上，瑟瑟发抖，几名绑架分子就站在他的身后，接下来其中一人宣读了一份什么东西，然后快步上前，将人质的喉管一点点切下。整个过程中，人质在痛苦的喘息与、嚎叫，血不断向外喷涌。
　　在很多时候，这些杀人者被称为“武装人员”，这个中性的说法使得屠杀者听上去不那么邪恶，他们录制的录相带通过网络甚至电视台播放，达到了“震慑世界”的效果。是的，“震慑世界”正是全球媒体时代恐怖行为的新特点，今天的恐怖分子需要传媒，越来越不屑于做趁夜破袭的勾当，而越来越愿意把恐怖行径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离开传媒，他们的表演效果会大打折扣。
　　而当代传播的规律正好满足恐怖分子的表演欲望，人们需要观看最显要的新闻，最惊心动魄的情节，所以一旦恐怖行为发生，必然充塞媒体的重要版面与黄金时间。这样一种“良性互动”永远存在，恐怖分子永远不必担心他们不成为媒体上的主角。因此，他们对媒体也总是很配合的。恐怖分子愿意向媒体公开自己录下来的画面，那里面有被挟持者的哀告，他在恐惧中诉说，请求人们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那里面有恐怖分子的现身说法，提出某种交换条件，恐怖分子在录相里甚至一派文质彬彬，绝不缺乏人情味。根据“斗争需要”，恐怖分子让人质衣不蔽体或者衣着得体，向人质吆五喝六或者“同唱一首歌”。
　　在一些恐怖事件中，恐怖分子甚至向某些被其称为“可信”的媒体开放采访，现场直播将采访情境传递到千家万户。而媒体忙里忙外所获得的信息，在俄罗斯别斯兰恐怖案件中甚至成为恐怖分子调整“斗争策略”的依据，当恐怖分子从电视报道中知道被绑架者里面有某些政府官员的亲属时，他们就开始加重要价砝码。
　　媒体可以使恐怖活动变成一场真实的“大片”，恐怖分子则是剧中的主要演员。也许他们真的只是一小撮，但在媒体面前，一定会显示出某种人多势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样子；他们本来是凶残的，但在媒体面前，一定会尽理展现出代表弱者奋起反抗的正义性。恐怖分子甚至就是媒体的导演，他们决定了事情将以怎样的规模、节奏、剧情起伏来进行，为了更多的人参与观看，他们或者制造令人瞠目结舌的无辜伤亡，或者对少量无辜者进行随其剧情需要而进行猫戏老鼠式的耍弄，而耍弄的最终结果如何，当然也将会视恐怖分子心目中的“效果最大化”情境决定。
　　如果说，面对政府，媒体因为其监督者角色，可以显示出某种“主动性”；那么面对恐怖分子，媒体除了通过“客观传播”实现恐怖分子所需要的宣传策略，并没有什么真正可以一做的事情，它在恐怖分子面前完全是被动的，它积极参与对恐怖活动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变成了让恐怖活动“有声有色”的工具。恐怖分子有选择地向媒体公开自己的活动信息，当一家媒体获准采访恐怖分子时，事实上可能成了被恐怖分子操纵的宣传，恐怖分子通过这些报道强调自己“情势所迫”的苦衷，激发人们对其境遇或“事业”的同情，甚至因其刻意展现的正义形象而招募追随者与仿效者。
　　恐怖活动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行为，虽然它也可能造成巨大的伤亡与物质损失，但不管这种损失与伤亡达到何其巨大的程度，恐怖活动最重要的目的仍然在于形成更大的心理影响。在这一方面，媒体无疑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媒体通过对恐怖活动“最深入的报道”，获得了可观的阅读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恐怖活动与媒体通过非正义行为所得的“双赢”。恐怖分子提供剧情，媒体负责加工制作，读者则完成了最终的消费，并在这一消费过程中完成某种可称之为“恐惧又兴奋”的心理体验，而真正的痛苦则留在受害者及其亲属的心中，各种可能的指责会随着事件进程而向着“责任部门”飞去。为了避免因血腥而来的公众指责，有些政府甚至可能放弃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原则，转而谋求与恐怖分子讨价还价，这对恐怖分子当然是莫大的鼓舞。
　　我甚至怀疑，恐怖活动是如此之多，传播又总要寻求最具新鲜性的材料，这可能使得恐怖分子采取更加花样翻新的创造，以保持剧目消费者的兴趣。恐怖分子不担心有创造性的恐怖活动得到媒体的发布，而只需担心自己的恐怖活动没有创造性。这几年，我们已经见证了这样的国际传播现象：一个媒体获得恐怖分子的信任，不打折扣地播放他们的信息，很快“声誉雀起”，成为知名品牌，隔三叉五就有独家的砍头录相带播放，媒体说“我们进行彻底的信息自由传播”。
　　                                            2006-2-13

此文写于巴斯斯坦武装分子袭击中国工程师事件发生之前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