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家乡有位作者写了篇小说《抢劫即将发生……》，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者因此从村里进城，当了专业作家。小说里讲，公社男领导在公共厕所里听到女厕所有人议论要抢劫国家供应的化肥，迅速召集社队干部把抢劫平息在萌芽状态。

　　干部们怎么做工作的，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人的记忆有所谓“选择性”，容易记下那些自己兴趣盎然的东西。我对那篇小说的长时记忆，只剩下与厕所有关的内容，表明我的记忆选择犯下方向性错误，在厕所这种低级场所和干部们严肃艰苦的工作之间，我记下了厕所，而忘掉了干部们的工作，可见我的趣味实在不高。

　　藏拙掩丑，人之常情，所以这种丑事，我以前一直没有拿出来说过。但现在我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我想，我对厕所记得这么牢，其实只是因为那部小说的文眼与其说是抢劫，不如说是厕所，厕所里的“如是我闻”成了小说得以展开并收到先声夺人之效的关键。

　　这个认识上的飞跃的产生，要感谢最近的一起兴奋剂案件。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法院审结的案件，认定十运会上服了药的长跑运动员孙英杰属于“误服”。这个案件中，公共厕所的存在，如同小说家言一般，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根据判决结果，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孙英杰的教练的弟弟，也是一名长跑教练，这个教练有一个弟子叫于江海，是一名不著名的运动员，是著名运动员孙英杰的FANS。2004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时，于江海在北京天安门的公共厕所里捡到一个蓝色包，发现里面有号称“强力补”的胶囊，就吃了，感到很有劲。2005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期间，于江海住在孙英杰的教练家，带着一年前捡到的“强力补”，赛后于江海听说孙英杰虽得冠军，但累得坐到地上了，就心疼起来，暗自将药下到孙英杰早上喝过的饮料里，下午不明就里的孙英杰喝掉了剩下的饮料，前往南京参加十运会，就发生了药检不过关的情况。

　　这个故事，具有很强的小说感，但既经“法院审理查明”，那就不同于小说了。故事如此发生，孙英杰和她的教练对尿检不合格没有一点主观上的责任，即使“理无可恕”，“其情可原”却是没有疑问的。下药的于江海呢？责任也到不了哪里去，也算误服和“误投”，因为他一直以为“强力补”是补药，更重要的是这药并不是他买来的，真要说起来，他也是受害者。整个故事中不可推卸的祸首，就是天安门的公厕。

　　于江海见到那一个蓝色包时，为什么以为这个包可以捡走，而不是哪个正在上厕所的人挂在那里的呢？哦，还可能是当时天安门公厕里只有他一人，那为何他又没有把包交给管理人员，也不怀疑里面是不是危险物品，就径直取走了呢？一般人在公共场所捡到了可以食用的东西，大概都要怀疑一下使用的保险性，更没听说有谁在公共厕所里捡到药品就拿着自己服用的，于江海还是一个运动员，怎么会捡到一样东西就当宝贝，义无返顾地用起来，实在是不可理喻。但他就是要用，要偷偷让他的偶像“很有劲”，你有什么办法？

 　　觉得事情坏在天安门公厕身上很搞笑，是不是，没关系。看到孙英杰禁药案如此结案，很多人以为一个运动员禁药事件在“法庭审理查明”以后变成公厕捡包事件，使自己的智商受到了公然的嘲弄。不过，法律界人士说，民事诉讼嘛，一方这么说，另一方也愿意信，就可以认为事情确实如此，就算是“法院审理查明”。原来如此，于江海愿意这么说，孙英杰和教练愿意信，事情就算是定了，这是于江海和孙英杰之间的私事。

　　既是如此，传媒得报纷纷宣称“法院已为孙英杰平反”，岂非乱嚷嚷？孙英杰是否服药，怎样服的药，是公众事件。她与于江海之间怎么说，可以了结一场名誉权官司，但公众是否相信，却由不得他们。简言之，如果公众都不相信公厕捡包，那么孙于二人都说“公厕捡包”并写成“法院审理查明”，也不足以洗清孙英杰的服药疑问。疑问未平，何谈平反？

　　这些年，找人顶罪的事都见过，民事诉讼演个把双簧更当不难。当然，我不能说已经看到了双簧，小概率是事件确有可能，小说中领导可以在厕所里获知抢劫情报，生活中运动员又为什么不可以在厕所里捡兴奋剂？事情如此巧妙，“天安门公厕”有成为历史典故的潜力，续写《古今谭概》，今后可加这一笔。

　　某个时期大兴追查“谣言”（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小道消息”吧），有人知我不如地下工作者口紧，免不了偶然“传谣”，就告我以诀窍，“如果被追问了，不要说从谁口里听到的，要说在公共厕所里（或火车上、公共汽车上）听到的”。现在我在电视上看到坏人或者好人要把重要证据或情报毁掉，也多是到厕所里去冲水。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人不能只在内急时想到厕所。不管公厕或者私厕，随时想着派派用场，可以减人诸多烦难。

                            　　 200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