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困惑，造就了一批病态的文人，他们或隐逸山林，或游戏人生，而关汉卿冲破了这种价值虚无的束缚，走向了一个广阔的现实天地。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价值观逐渐地平民化，他为社会底层的人们代言，以泼辣的姿态向社会不合理的现实抗争，创造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和严峻使他的抗争不得不走向对理想的妥协而以喜剧性的虚构来结束他尖锐的戏剧冲突，他的个体智慧遭遇到了时代的尴尬。

关键词：关汉卿  文人的劫难  平民化  抗争的“囹圄”

关汉卿作为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很让人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古代史界和学术界关于关汉卿的研究资料少之又少，《元史》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载，他的生平传略只在钟嗣成的《录鬼簿》、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夏庭芝的《青楼集》等少量资料有较为凌乱的只言片语。然而，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得以知道，关汉卿在当时的戏曲界影响很大，交往也比较广泛，贾仲明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捻杂剧班头”，^（1） 《录鬼簿》也记载他和高文秀、杨显之、梁退之、费君祥、沈和甫等人有往来，这些人多半是像关汉卿一样的“书会才人”。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却名不见经传，这似乎在说明一方面杂剧在能著史的正统文人中地位并不高；另一方面关汉卿个性强烈，和正统文人格格不入，个体智慧遭遇时代的尴尬。本文主要将论述关汉卿独特的人生态度和他对现实反抗的方式。

文人的劫难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出身游牧民族的统治阶层用武力征服中原，却为中原的文化所征服，但是这种文化接受本身就有包含了改造和试图证明自身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的成分，始终存在着文化、特别对儒家文化的隔阂和排斥，因而客观上造成了出身儒家文化的文人们的劫难。长期以后，“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化已经为认同“治国平天下”普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们所谙熟，也是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某种标志。但整个元朝近百年只举行过九次科举考试，前期曾经废科举达半个世纪之久，给醉心于功名的知识分子以迎头痛击。此外，蒙古贵族由于文化上的弱势，直接导致政策的强势，元代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朝代，不仅根据民族把人分为四等，还根据职业把人分为十等，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竟比妓女还要低，“臭老九”的说法大概也始于这个时候——文人再一次被社会粗暴地判了无期徒刑。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一向自视甚高、也受人尊重的文人的确难以承受。

这样的时代造就出来的文人无疑是最病态的一群，元朝造就是像马致远这样前期醉心于功名、后期隐逸山林的扭曲的人格；而对前程无望的焦灼最容易滋生出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对社会进行报复的心理，^（2） 因而也造就了一大批留恋风月、调笑人生的狂徒。关汉卿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后者。

平民化的人生态度

“书会才人”是关汉卿人生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标示着由文人生涯走向社会的底层。一方面，关汉卿的人生和马致远这样的传统文人不同，“传统文人的归隐是从相对封闭的官宦人生走向更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隐逸人生，而关汉卿则是从相对封闭的官宦人生走向广阔的与世完全融合的现实人生”：^（3）  他走向了平民。这可能跟关汉卿的性格有关，从散曲《不伏老》中我们看到一个标榜自己的世俗价值取向、不屈不挠的硬汉形象，这似乎在说明关汉卿比马致远们要放得开。另一方面，关汉卿和玩世不恭、留恋风月的堕落型文人也不一样，从他的杂剧创作中，我们看到他的人生中含有心理学上称之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也流连风月，在杂剧中也有很多戏谑的语言，然而我们从他犀利泼辣的批判风格中看到了他的社会意志——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他对社会游戏规则的理想建构。玩世不恭者是达不到这样的现实主义的高度的。再一方面，关汉卿和普通平民、和珠帘秀们不同，他的精神气质中比他们始终多了一层，他同情他们，自觉地为他们代言，虽然他的杂剧创作中很明显地体现出舞台性和商业性，但他客观上扮演了观察家的角色，这也通常是文人最为认同的一种角色。

关汉卿的人生态度正是建立在这种种角色的综合之上的，我们可以把《南吕·不伏老》看成是他的人生宣言，关汉卿勇敢地开了自己的玩笑，也几尽绝望地开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玩笑，嘲弄了当时文化社会的无理性状态。他在辛酸的自嘲当中也肯定了自己现实的人生观，那就是不主张克制，崇尚及时行乐、狂放不羁，只要把自我性格的潜在能量发挥到极致，只要自我快乐，只要最大限度发泄自我情感，他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拼命为之。这是很明显的平民化的世俗的人生观和抗争方式。

抗争的“囹圄”

关汉卿的人生态度是相对健康的，他直面社会现实，试图拉小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试图忘却、自我地生活。他也不能彻彻底底地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玩世不恭，显性的悲愤被兴致熠熠地释放之后，便是“迢迢不断如春水”的隐形的悲愤——那就是对社会游戏规则的合理性的深沉的质疑和建构。这种人生态度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抗争。但从他的杂剧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汉卿的软肋——对真善美的呼唤中包含着对现实的妥协。在他的杂剧中艺术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之间确实存在不小的距离。关汉卿杂剧中所呈现的尖锐的现实矛盾的解决往往依赖于喜剧式勉强的虚构。关汉卿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不可能看不到善恶不分、以强欺弱等现实，而在他的杂剧中我们看到恶势力是相对“软弱无力”的，《救风尘》中的周舍是一个例子。这种虚构似乎只有两种解释：一是这是杂剧商业性和舞台性的潜规则要求杂剧要以大众娱乐为导向；一是现实生活的素材没有为我们的作家提供出可以借鉴的、真实可信的解决其戏剧主要冲突的逻辑方法和途径，^（4） 他只能选择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的妥协。后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才是致命的伤痛，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关汉卿的意识领域始终存在一个“禁区”，他不得不画地为牢而走进理想的“囹圄”。

关汉卿不仅个体智慧在一个不合理社会遭遇到了尴尬，而且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的不真实——他在正统文人中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马致远被贾仲明评为“曲状元”，《西厢记》得到了“天下夺魁”的美誉，只有关汉卿不见经传。

注释：

⑴李汉秋，袁有芬编 . 关汉卿研究资料[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正文）

⑵⑷魏荣华 . 调笑的智慧——从关汉卿创作探元代文人心态之一隅 . 文教资料[J]，2007（2）：67-68

⑶李占鹏 . 关汉卿评传[M]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4

参考文献：

①李汉秋，袁有芬编 . 关汉卿研究资料[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②王学奇，吴振清，王静竹校注 . 关汉卿全集校注[M]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③李占鹏 . 关汉卿评传[M]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