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韦力谈“蠹鱼文丛”三种 

  韦 力 

《木心考索》，夏春锦著

上海书展期间，应邀参加了夏春锦和周音莹主编的一套《文丛》首发式，在活动现场，夏先生赠送给我他的这部新作。

本书前有陈子善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讲到木心的名字如今在文学界已经颇为响亮，但人们对他的了解却并不多，而夏春锦虽然是福建人，却来到了木心的故乡浙江桐乡工作，为此他对木心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经过几年的梳理与研究，最终写出了这本专著。

对于木心，子善先生在序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木心有许多难得之处，在我看来，最难得的是，他是较早也较为成功地摆脱了那套流行话语的束缚和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独辟蹊径、自树一帜的一位作家。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木心这个名字是决不能再视而不见了，否则，这部文学史就是残缺不全的。

本书分为六辑，第一辑为木心传略，夏春锦从各个方面来讲述与木心有关的细节，其撰写方式乃是结合了文艺与考证，并不注明文献出处，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事实。然而我看完这段传略后，虽然对木心的认识更加清晰，但同样也增加了疑问。看来要搞清木心的方方面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书的第五辑，则是夏春锦在上海寻找与木心有关的地标，这种实证方式最令我所喜。本书的第六辑为木心年表，虽然颇为简约，但基本可以看出木心在每个时段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容园竹刻存札》，叶瑜荪编

在上海书展期间，周音莹女史邀我参加她和夏春锦先生共同主编的一套丛书发布会，这套丛书陆续印出，到书展期间先行印出两种，此为其一。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叶瑜荪先生，几年前的第一次见面也缘于周音莹。当时他在诸暨举办了民间读书年会，叶先生在会上讲到了他对丰子恺的研究，后来又寄给我一本他的竹刻图录，由此而让我了解到其手艺之高超。

本书所谈依然与他的竹刻有关。叶先生在自序中讲到：

我于1979年春开始学习竹刻，当时中国竹刻正值低谷时期，全国从事刻竹之人大概只剩两位数，要找到一位能手把手教我刻竹的老师已极难办到。但找几位可以请教的老师还是有机缘的，遂留下了这些信札。

而后叶瑜荪讲到他拜的第一位老师叫杨为义，这位杨先生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瓷刻创作和研究，但他对桐乡的蓝花印布很感兴趣，某次来桐乡时，叶先生见到了他。后来杨先生带叶瑜荪参观了上海博物馆工艺部库房，在那里叶先生看到了许多古代的竹刻作品，还从那里借到了金西厓著、王世襄整理的手刻油印本《刻竹小言》。

十几年后，王世襄在《刻竹小言》的基础上增编成《竹刻艺术》一书，该书有王子野作序，后来王世襄又出版了《中国美术全集》中的《竹木牙角器》分册，叶瑜荪在该书的一条注释中读到《竹刻艺术》已增订再版为《竹刻》一书，但叶先生始终买不到这部书，于是他给该书作序者王子野去信，请其帮助代购《竹刻》，没成想他却收到了王世襄的来信。

本书内所收录的手札均为不同的人给叶瑜荪所写之信，信的内容也基本和竹刻有关。如此集中的展现同一内容的手札，并且为同一上款，这正是该书的特色所在。翻阅这些手札，大多数均为现当代名家，其中收录王世襄手札19通。1990年3月19日，王世襄在给叶写的第一封手札中，首先感慨近日又有人研究和实践传统竹刻艺术，接着提到：

拙编《竹刻艺术》已增加数倍材料，易名《竹刻》。脱稿已三年有余，送至编辑部处竟被搁置两年。到人美出版部又压一年，今年能否发稿尚未可知。总之书价高而知识分子收入太低，是出版难之主要原因。

这段话讲述了当年出版之难，而王世襄在当年11月23日的信中又提到了同类事：

拙著《竹刻》已见校样，但何时能付印刷则不敢说，要等新华书店的定购数到来，看定数多少才知道。如定数太少，说不定我还须认购若干部才能印成。如所需超过稿酬的总数，则自己尚须贴钱。如数目太大，只有徒唤奈何了。我国读书人太穷，真是斯文扫地！

那个时候的王世襄已然是收藏名家，他出书尚且如此之不易，想到这一层，方感慨我辈之幸运。但王世襄给叶的信中不止是感慨这些，他还对叶瑜荪在竹刻题材上有所指导，比如那时叶瑜荪把主要精力用在雕刻丰子恺的作品上，王世襄却在信中明确地说：

唯专刻丰氏之作万万使不得！丰氏虽有鲜明风格，只是一家笔墨，如专去刻他便受束缚。竹刻不仅不可专刻一家，且要运用多种技法，如透雕、圆雕、高浮雕等。这些刀法近代竹人已不能为，实使竹刻退化一大原因。

以此可见大家之风。然直到如今，叶先生仍然在雕刻丰氏作品及写丰子恺研究文章，可见他的乡梓情节是何等之重。

《龙榆生师友书札》，张瑞田编

此为周音莹、夏春锦主编《蠹鱼文丛》中的一种。在书展现场我第一次得见张瑞田先生，当时他与叶瑜荪一同坐到台上讲解着他们的新书，而我留意到张先生能够台上台下互动，俨然有主持人风范。

张瑞田先生的这本书，所收内容皆是不同的人写给龙榆生的手札，同一上款的整批手札当然有着颇高的研究价值，张先生在序言中又提到龙榆生也喜爱手札，并且收集了很多古代手札资料，为此龙先生还选注了139通苏东坡的手札和39通黄庭坚的手札。

其实人们对手札的喜爱除了欣赏书法之外，还能得到许多正史中不载的信息，而本书乃是照片加释文以及作者简介的形式出版，这使得欣赏书法者和喜欢史料者都为之一喜。本书内收有张元济写给龙榆生手札两通，其中第二通谈到商务印书馆准备增订《辞源》之事，张元济在信中想请龙榆生前往修订《辞源》，信中写道：

商务印书馆近拟将旧编《辞源》加以修订，大半就绪，惟尚有未臻圆满之处，尚待裁成，商之同人，颇欲借重鸿才。但此系暂局，不过三四月便可结束，并可不必到馆视事，所有稿件及应用书籍可送至尊寓检阅。每月致送薪水三百元，按生活指数计算（照十一月份下半月指数，可行一千五百元），如蒙俯允，望即移驾至沪一谈。临颖不胜企祷之至。

不用坐班还能给这么高的薪水，可见张元济对龙榆生的看重。本书中还收有周作人手札5通，周在第一通手札中谈到：

宋人词话《拗相公》中引“周公恐惧流言日”一绝句，问为谁作，手头只有一部《唐人千首绝句》，遍查不得，直觉此诗似是宋人口吻，却亦无从证明，不知兄记得其撰人名氏否。乞便中示及为幸。

周作人记不起的这句诗似乎并不生僻，此乃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中的一句，这五首诗均为七律，启明先生却把它想成了绝句，所以他在《唐人千首绝句》中查不到原诗，以致于向龙榆生求助。这让我想到电脑之便利，如果周作人那时有电脑，想来就不会费这样的周折，但话又说回来，正是没有电脑的便利，才使得那一代学人能够博闻强识。

周作人在第二通手札中谈到了龙榆生丧女之痛，为此想到了自己二十余年前因丧次女至今未能去怀之心情，为此周作人在信中有这样的劝慰之语：

唯人生本多苦辛，生存者非忍受不可，在撒手去者亦未始非幸福耳。尚祈适宜地以坚忍处之。尝思二氏太高，不及几及，我辈还只是儒家中人，唯儒本来有柔软的缺点，多少须以硬调剂之。想兄亦或以鄙意为然乎。

此信对理解周作人的思想颇为重要，他谈及释家和道家对人的要求太高，所以不能企及，故只能做一位儒家，但他同时谈到儒家有软弱的特点，这点仍需要调剂，这段话表达了周作人重要的思想观念，这也正是手札的重要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