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此文受鲁迅先生《学界的三魂》的启发，文章题目也有抄袭之嫌。只是鲁迅讨论的是民国年间的学界陋习，我侧重的则是当代书坛的隐忧。

    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谈到的问题让我毛骨悚然，他说：“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重读《学界的三魂》，犹如灵魂被电击，突然想到当代书坛，纷扰、迷离，热闹、喧哗的书坛，何尝不是“三魂”交织的场域呢。

    深刻的鲁迅轻易就能指出中国的要害：“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学界的三魂》写于1926年，与今已有87年之遥，显然，鲁迅对民国学界“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是厌恶的。但是，这是“国魂”一种，鲁迅又奈何不得。

    今天的书坛更像一个“书坛”，有鼻子有眼睛，可谓五官齐全。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旦“五官齐全”就会“惹事生非”，不同界别的“牛人”也会趋之若鹜，搞个主席，弄个理事，要个委员什么的，然后“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这是时代的时髦。

    “官魂”业已成为书坛的关键词了，展览作品的排序，作品的润格，甚至作品的好坏，需要限定在这个范围里。与之相悖，很有可能以“书匪”论之。正如鲁迅所言“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

    当代书法批评的艰难和困惑，于此可见一斑。

    思考与批评，不能等同于绝望。向来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先生，眼睛里还是有希望的。因此，鲁迅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观察书坛，当然可以套用鲁迅的话来说，惟有“民魂”发扬起来，书法才有真进步。

    什么是书坛的民魂呢？当然是书法家们。书坛的“官魂”，钳制着书法家的生命活力，影响着书法界的价值判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官帽乱飞的想象，就是最好的注脚。“官魂”失控，灾难临头。

   “匪魂”也需要警惕，那种“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也是异样的心态，当然不能鼓励。

    书坛“民魂”的重要，是对广大书法家利益的关注。一个界别先进因素的代表体现在对根植于生活大地的书法家们的尊重，如果仅仅需要他们的掌声与喝彩，就本末倒置，危机四伏。

    鲁迅对“民魂”充满希望，对“民魂”也忧心忡忡，因此，先生慨叹：“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