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徐州参加潘传贤先生书法艺术展，开幕式甫一结束，带着对潘先生草书的深刻印象，就去张伯英艺术馆参观。对徐州了解的不多，但知道徐州有张伯英，此人非同寻常，有机会来徐州，不去张伯英艺术馆看看，枉为书法爱好者的身份。

    张伯英艺术馆没有我想象的完整或全面。不过，参观过程中，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的心砰然一动。谈锋甚健的王馆长指着一块碑对我说：碑文由张伯英撰写，字又是他亲自书写的。看看，张伯英的水平多高，学问多好。

的确，张伯英的学问好，字也好。

    当天返回北京，在高铁上，脑海里映现出王馆长说“碑文由张伯英撰写，字又是他亲自书写的”时敬佩的神情。王馆长乃文化商人，尚能对文学修养深厚的书法家保持足够的敬意，我侪何以看不出文学对书法的滋养？时下，当代诸多书法家不断鼓噪书法只谈笔法不谈文化，甚至认为，书法是独立的艺术，书法即笔法。

    鼓噪书法只谈笔法不谈文化者，还在“引经据典”，比如，卫夫人、智永、怀素、邓石如等人就不“文化”，也不写诗作文，谁敢说他们不是大书法家。

    我对卫夫人、智永、怀素、邓石如等人的文学修养也说不出所以然，但是，仅凭这样的例证，说明书法可以与文学分离，书法家可以是会写字而不会写文章的匠人，显然也是一种误区。

   正如同持只谈笔法不谈文化一说的人，可以举出几个单薄的例证，我这个坚持“书法文学化”的人，只要轻轻一瞥，便会在中国书法史幽深的长廊里看到饱读诗书的书法家，如何拂动手中的毛笔，书写一个时代的文化尊荣。他们对政治与文化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们对文学与艺术有自己的审美眼光，他们把人格修养与书写技巧融于一体，他们的字迹写在任何一张纸上，都会散发出生命的灵光，艺术的情愫。

    张伯英就是其中之一。

    张伯英（1871－1949），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1926年，心情灰暗，退出政界，开始一个人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其书法，以北碑为宗，宽博放达；楷书结构内敛，用笔趋方见圆；行书沉静、秀逸。张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书斋号为“小来禽馆”，典出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来禽馆帖》暨王羲之《十七帖》“来禽”等语。

    张伯英是书法家，亦是学贯古今的学者。他能诗擅文，其诗清新俊逸，其文优美深湛。1929年黑龙江省长万福鳞聘请张伯英为修志局长，张伯英邀请张从仁、徐东侨、杨秉彝等铜山同乡与黑省人士共襄是举。越3年编成《黑龙江志稿》，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详备，全书62卷，约140万余字。　

    写到这里，书法界的聪明人一定会说：拿张伯英说事，哗众取宠了。是的，张伯英的民国，如他一样的人物也不多见，何况当下。有道理，不然，在书法界见多识广的王馆长，怎么会对张伯英啧啧称奇。

    其实，我对书法界没有多高的要求，一，我没有辽远的目光，二，我不具备精深的文化判断力，但，种种常识告诉我，纯书法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书坛始终弥漫这样的腔调，那么，这个界别一定是没有多少文化和艺术魅力的，它只能与工艺、装潢一类的协会等量齐观。

    偶然翻阅《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集》，看见一幅书写岳飞《满江红》的草书获奖作品，这幅作品书写“八千里路云和月”时，把“路”字丢了。就是这么一幅硬伤附体的作品，不仅入选，同时获奖，可见当代全国书法展的评委和作者，只谈笔法不谈文化以后，所闹出的笑话何其多矣。

    书法是综合艺术，这一点，也是书法与美术的美学区分。书法艺术与文学须臾不能分离，书法艺术的外在形态是对汉字的书写，然而，仅仅是对没有内涵或苍白、鄙俗的汉字的书写，庶几上升不到艺术的层面。正是如此，那位对张伯英一往情深的王馆长，才在我的面前强调张伯英的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