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刊于2012年11月17日《北京晚报》（书法周刊“古墨今语”专栏）

    少年时代，读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情绪忧郁，泪流满面。懵懂的自己，被女儿对父亲撕心裂肺的述说深深感染。后来见到了陶斯亮，我轻轻讲到了自己读《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感受，陶斯亮看了看我浑浊的眼睛，也许不相信眼前的俗人还有那么纯真的过去。

　　读傅雷致黄宾虹书，体会到傅雷的优雅。难怪傅雷有那么飘逸的译笔，眼前这一百余通手札，通通是佳作，是美文。典雅的傅雷，丰富的傅雷，在他的手札中永恒。

　　从青年到中年的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写信的日子被快速的科技革命和浮躁心态终结了，此后，我们看不到优美的信札，更不愿意在信札中陈述自己的内心。科技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是科技作用的直接结果。我们热爱科技，只是科技能够解决人的现实问题，比如信息沟通的快捷，方式方法的简练，但是，无法解决人的文化向往和精神渴求。

　　向中国历史的空间中探望，我们看到了手札的使命和意义。中国手札显然不是单纯的书信，其中复合着书法、文学、礼仪等多重意义，体现着写信者的素质、风度，最后才是世俗目的。西方书信就是寻求世俗目的的书信，通告或阐发、抒情或言事，撇开了中国手札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形式意义，更遑论书法价值和审美功能。置于案头的常读文章，许多是先贤的书信，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王羲之的《与尚书仆射谢安书》《与吏部郎谢万书》。还有颜真卿、苏东坡、顾亭林、赵之谦、郑板桥、鲁迅、叶圣陶、傅雷、谷林等人的书信。深入其中，乐而忘返。其中的一部分，是书法作品的经典，不同时代的人临摹，感受异样，形质纷呈。

　　新文化运动革了手札的命。当现代汉语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载体，传统手札的现实意义不复存在，渐渐退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随即变成了中国文化的语汇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本。

　　手札的命运映射着民族文化的命运。当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与生产方式上与其他民族拉开距离的时候，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形态，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了我们的不自信甚至是对优秀传统的扬弃。对待手札即是如此。所谓的现代化，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就是物质生产的模式化、信息交流的同步化、文化消费的快餐化。这样的背景，让我们失去了在书斋中闲适作书的雅致和讨论形而上的趣味。其实，中国文化多是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手札的文学品质和书法价值，恰是文人闲适的创造。

　　现代汉语是极其现实的语言，通俗易懂。因此，优雅了一千多年的手札，终于在今天演化成现代书信。简单的语词和简陋的形式，使现代书信不具有多意性和复合价值。尤其是书写工具的替换，即硬笔的普遍使用，从本质上消解了中国传统手札的审美属性。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急功近利着，我们为温饱努力着，我们在政治的坎坷中跋涉着，我们成了“单向度的人”，对历史、文化、艺术、信仰缺少热情。我承认，近一百年的时间，我们改天换地了，我们沐浴现代化的曙光和阴影，甚至我们已经不认识自己。

　　但我们没有忘记手札，我们还有能力回味传统手札带给我们的审美冲动。

　　现在，我们开始纠正对传统文化的偏见。重提手札，即是我们修补被极端功利意识扭曲的心灵，培养我们对深邃、广博的文化形态的审美趣味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