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要读一二种梁启超的著作。似乎不去梁启超的文字中沉潜，脑袋就会空泛起来了，目光也会浑浊。在思想上对梁启超的依赖由来已久。

1920年，梁启超为好友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作序，恣意发挥，弹今抚古，居然写了5万余字，后又单独成书，一时传为美谈。这本书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学界认为，这部书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一部纲要，而后写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具有独特思想洞见和学理价值的专著。

有关这部书的意义，方家论述广深，恕不赘述。不过，此书字里行间淡淡映现的谦辞引起了我的注意，进而引起我的思考。其实，这些谦辞早些年过目了，只是今天格外耀眼。究其原因，恐怕是当下学人的若干问题触动了我的内心，自然有话可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六章“清代经学之建设”，梁启超介绍了顾亭林、阎百诗等人的学术成果。论述顾亭林时，梁启超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梁启超不是“才力薄弱”之人，为什么认为自己“写不出来”呢？后面的话让我恍然大悟了——“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

是的，试图写出顾亭林的“全人格”，固然不易。

第七章“两畸儒”，梁启超把王船山和朱舜水写得绘声绘色。分析王船山时，他说：“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绎后，不能见出。可惜，我未曾用这种苦功，而且这部小讲义中也难多讲。”他把王船山哲学归纳为五条，一、他认“生理体”为实用；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三、这个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四、这种实论体，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

梁启超对王船山哲学归纳的是否全面，姑且不论，他的“我未曾用这种苦功”，道出了他对王船山哲学的认知态度。学无止境，对任何学说和学者，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最后的归宿，显然是痴人说梦。可是，这种痴人说梦在当下学界比比皆是。

《清代学术概论》是《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的序言。有意思的是，这篇序言出版单行本时，蒋方震也作了一篇序言。蒋方震说，梁此书的功力深厚，论辩超群，具有启蒙意义；一方面又提出了晚清科技意识不浓，致用学风不够，“人欲“自由没有发挥的空间以及西方文化难以在中国确立等问题。蒋方震的序言，得到了梁启超的重视，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对颜习斋、李恕谷的实践实用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科学学者一往情深。第十一章“科学之曙光”，梁启超表现了中国学人的无奈——“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于是，他悉心研究王寅旭、梅定九、陈资斋，他说“求中国历算学之独立者，则自王寅旭、梅定九始。”作为人文学者，梁启超看到了自己研讨科学史的局限，坦言道：“我在这里讲王、梅学术，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是一个门外汉，实在不配讲。以上所列许多书目，我连极简单的提要也作不出来，内中偶凑几句，恐怕也是外行话。”

当下有些学者怎么会像梁启超一样直言？即使真的“连极简单的提要也作不出来”，还要不懂装懂，使“致仕”为做官一类的笑话接二连三地出现。

第十二章“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介绍了十余位“瑰奇之士”。其中包括方以智、陈乾初、潘用微、毛西河、朱彝尊、钱谦益、吕晚村、戴南山等人。在梁启超看来，这些人“不相谋，不相袭，而各各有所创获”。方以智的《通雅》计五十二卷，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梁启超对此书评价较高，他说：“密之（以智）所造的新字母，乃斟酌古韵、华严字母、神珙谱、邵子衍、沈韵、唐韵、徽州所传朱子谱、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郝京山谱、金尼阁谱而成。分为三十六韵十六摄而统以六余声，自为《旋韵图》表之。具见《通雅》卷五十切声原中。可惜我于此学毫无研究，不惟不会批评，并且不会摘要。有志斯道者请看原书。”

我们很少有这种胸怀了。传媒时代，似乎人人都是通才，那些在电视屏幕牵强附会论古谈今的人，所闹出的笑话，连小孩子都看出来了，他们依旧恬不知耻地做精英状，做学究状。悲夫！

梁启超说：“治科学史能使人虚心，能使人静气，能使人忍耐努力，能使人忠实不欺。”这番话，我看出了一位学人的风范。而他对顾亭林的评价，则让我体会到一位思想者不向恶俗势力妥协的坚定态度——“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伟。我深盼研究亭林的人，勿将这一点轻轻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