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如何看中国企业家的政治焦虑？

                                       （2013.09.02）

中国企业家们病了，而且病的不轻，集体患上了“政治焦虑症”。从柳传志“在商言商”引发的正和岛事件，到黄怒波在亚布力论坛上“与权力切开”的发言，人们明显感觉到中国企业家们活的纠结、拧巴、挣扎。这是极为不健康的现象，对社会，对企业家来说都不健康。

病了就要看病、吃药。看病是诊断，吃药是治疗。没有经过诊断开出来的药谁敢吃呢？

企业家“政治焦虑症”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突然现在有了这些焦虑？是突发的病症还是旧疾重发？

我自认为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中是新病、旧疾综合症。

新病，是指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商人这么集中发病的记载。以往，只是一个、两个商人有这种焦虑，如胡雪岩，如乔致庸。在保护他们的官人失宠之后，他们的事业也就江河日下，甚至烟消云散。

旧疾，是指在中国历史上，商人要想成功，就必须“官商勾结”，就必须有一个官来保护他，起码自汉武帝以降是如此。

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安全感。中国也很难出现百年老店。其原因在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官人一向不平等。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商人永远是二等公民，商人是为官人服务的，而不是为社会服务。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业社会结构基本没有改变。

这种社会商业结构，德鲁克称之为“重商主义”，而这种结构在西方已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结束，在中国却沿袭至今。

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这本巨著中，专门有一段讨论商业与政府关系。德鲁克说：“In the merchantilist model the businessman is considered social inferior to the civil servant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如果不改变企业家或商人是“二等公民”的社会意识形态，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就无法根除。

如何根除“政治焦虑症”？中国必须走向法治，时髦的说法就是宪政。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分一等公民，二等公民。在一个法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是自由的个体，但是个体又有严格的自律精神。

企业作为一个法人，应该自主的，平等的。它的任何决策都是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而做的。它不应该是官人或政治家的附属品，更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企业做企业该做的事，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商言商，在政言政”。

只有在公平的法律保护之下，企业家才有安全感，才不需要抱某个官员的大腿，才不会出现一个官员下台，倒下一片企业的悲剧。

建设法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不是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独立完成，或一朝一夕可以告成的事业。它需要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学家、所有的公民共同参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可以初见成效。

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只有那个时候，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才可以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