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 世 犹 能 有 此 翁 ──漫谈齐白石印风中的“农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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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015年5月26日)
三、印为心画
齐白石的印文,尤其是闲章一类,常见个人情怀,其志向、兴趣、心声、交往,也有很多记录个人农民出生的词句。串连起来解读,既是个人艺术思想的发展史,也是毕生所走过艺术旅程的记录。内容朴素率真而又意味深长,寄托着隐衷心曲,自信和自得中也夹杂着苦闷和矛盾,这种复杂心态通过对印文的解读,可一览无余,如“一掷千金浑是胆”“寡交因是非”“行高于众必非之”“叹平生在中年过了”“一代精神属花草”“何要浮名”“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寄萍”“吾少清贫”“有衣饭之苦人”“客久子孙疏”“身健穷愁不须耻”“无君子不养小人”“要知天道酬勤”“有情者必工愁”“老眼平生空四海”等。不仅文辞可以让人如坐春风或当头棒喝,而且在技法处理上,也常示人以出其不意的创造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书家一直在为写自作诗还是抄录古诗词而争论不休,难免故作高言。无论是写诗还是写字,都要注重有感而发。没有诗情,憋出一首打油诗毫无意义。抄写一首古诗,如果笔墨非常精彩,也未尝不可。如若抄录熟诗,笔墨极其拙劣,自然为人非议。书家为写为写,印人为刻而刻,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殊不知退一步海阔天空。某个阶段若个人感觉不理想,不必过于勉强。为刻而刻的原因在于:第一,缺少真情实感的经历。相比之下,齐白石以印记事者居多,言之有物;第二,缺少必要的文化积累,盲目拼凑一些文字来入印,显露出颓废和生硬的气象。齐白石刻印因请而发,势出自然,印与人妙合无垠,格外能打动人。
由此可见,齐白石示范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不但能做到印从刀出、印从书出、印从石出,更能做到印从心出、印从人出,人与印融为一体。
一是贫苦出身。
如“寻常百姓人家”、“也曾卧看牛山”、“疏散是本性”等印,表明自己天生不愿受太多束缚,不愿做官,不愿走与别人一样的路。是否可以说,“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的愿望,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有异于“诗书传家远”的农民意识的自觉表白呢?此印共八字,以九字章法来安排,印面用内栏分割,一任大小,字形依势而成,有时不为边栏所限,加以突破。尤其是“子孙”二字的处理,堪称大手笔。对照印面来看,不作摹削修饰的老齐,有时也会小心翼翼地收拾,“以、子、吾”三字周围打上了一些不规则的白点,显然是刻刀锐角剁成,“孙”字左下角的残破,也是用心经营。很显然,不能光从话语表面上来理解和看待一个人。这正是齐白石内心“农民意识”的体现,难免偶尔会口是心非。
齐白石幼年家境贫苦。七岁时跟随外公读书,时间不长便中断了,自此便上山砍柴、放牛,干农务杂活。每当外出时,老祖母就给他佩带辟邪的铜牌和铜铃。每当听到铃声,就知道孙子已平安归来。齐白石曾刻“吾幼挂书牛角”以纪念祖母和过往的日子。少年时的烙印太深了,以至于齐白石晚年在北京时,仿照布置了一间书房,取名“甑屋”,款题:“余童子时喜写字,祖母尝太息曰:‘汝好学,惜生来时走错了人家。俗云: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朝无米,吾儿奈何!’及廿余岁时,尝得作画钱买柴米,祖母笑曰:‘哪知今日锅里煮吾儿之画也!’忽忽余年今六十一矣,作客京华,卖画自给,常悬画于屋四壁,因名其屋曰‘甑屋’,依然煮画以活余年。痛祖母不能呼吾儿同餐矣!癸亥正月,白石。”同时刻“甑屋”一印以记,将印章与匾额题款结合起来赏读,这方印带给我们的,就不仅仅只是技法之美,更多的是人性之美。
二是职业身份。
齐白石刻有多枚“木人”和“木居士”等印。对自己早年做过木匠的经历,从不讳言。类似印章处理手法非常高明,与“白石”姓名印一样,都是笔画极少的字,巧思妙想、别具一格。“简”是齐白石刻印的一大特色。善用“简字”,单刀痛快淋漓属“简洁”,而个人的心思和情感常常自然袒露,简明利落,一览无余。
齐白石另有一朱一白两方“鲁班门下”。虽然仍流露出木匠出身之意,意境却大不一样。“匠”在今天理解起来是手艺人,孰不知伟大的人物通常被称作“巨匠”。“匠”有匠心独运之意。鲁班是一个能工巧匠,是大匠。与建造赵州桥的李春一样,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如果说,“木人”尚有自报家门的意味,“鲁班门下”则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志向。
三是人生境遇。
齐白石从木匠到画匠、从画匠到画家、从画家到巨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近乎传奇的经历,但不管如何,苦难是生命的底色。“苦白”二字印文足以概括。一个“苦”字,包含苦涩、艰苦、苦难等等,可谓点睛之笔,淋漓尽致。齐白石年少学木匠,有做不完的苦力活。40岁时“五出无归”远游,皆为谋稻粱。55岁时避难到北京,此后一直客居异乡,以卖画刻印养活全家。到晚年,父母亲,妻子陈春君、继室胡宝珠、六子良年、女儿良欢、长孙秉灵,外加上至交陈师曾和门人瑞光等先后去世,伤心事接踵而至。《白石老人自述》一书里详载了这些事,多见“眼睛都要哭瞎了”“真觉得活着也无甚兴趣”“泪哭欲干,心摧欲碎”“怎不叫我洒尽老泪”等类似话语,透露出暮年灰暗惨痛的心境。不过话说回来,农民一穷二白,什么苦难都能扛得住,《菜根谭》中有言:“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心经》中明示“度一切苦厄”,才能“见到诸法的清净相”。苦难的经历,使得齐白石的篆刻作品中蕴藏了更多的人生况味,正如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云:“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独特的境遇造就了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性格造就了独特的为人处世态度。
“我负人人当负我”的意思表白很直接,通俗地讲,就是我若对不住别人就不能怪别人对不起自己,换句话来说,最好两不相欠,才能心安理得。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思想。对比曹操所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霸道,更见对等看待的“农民意识”,本质上是一种非常质朴的人情观念。从技法处理来看,“人”字重复省略,使全印成六字处理,形成较均匀的三角形分布,各字下部均留有大块醒目的留红,“我、当、负”三字呈倒三角分布,显得白多红少,平中生奇,奇中见趣。
齐白石印章中“以石铭心”者为数不少,既有直抒胸臆者,亦有自相矛盾者。
“三百印石富翁”所透露出的,既有自谦、自得,也有自嘲、自讽的意味。印章是风雅事,但很多时候也是苦差事,包括无聊的应酬,以及欲变而不能变的苦痛,不断精益求精以至于殚精竭虑的苦闷。“一艺功成岂偶然”的种种艰辛体验,可以说是多数印人的心声。再看看当今一些书家印人,顶着各类头衔,恶炒抬价,赚得盆满钵溢,名车豪宅,脑满肠肥,已无衣食之忧,作品却早已没了真性情和真境界。换一个角度,“翁”也有自我做主的意思,但内心深处,却时时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凄凉和焦虑。“借山门客”流露出的即是此种心态。人生都是过客。一个“客”字,属点睛之笔,让人觉得悲从中来,诸如“寄萍”等印,亦有相近之意。长期身处异乡,以卖画鬻印为生,心间不时会涌起“人生如寄”的感慨。篆法排布上恢宏跌宕,运刀干脆利落,中锋直冲,粗细有变,章法疏密对比强烈,“山、门”二字笔画较少,大块留红,与“借、客”形成反差,整体上呈现出气势逼人、神采飞动的风貌。
“三百印石富翁”着重强调的是“精神财富”。其实刚到北京时,生活充满了艰辛:“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白石老人自述》,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22页)可以说,齐白石对名利的态度在淡然和应然之间,不欺罔、不自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对于艺术本身可以淡然,但生活却是极其现实的。所以,哪怕是极为世俗功利的想法,也能理解。名声大小造成的现实落差,让人有切肤之痛,会想尽一切办法出人头地。面对冷嘲热讽,齐白石选择了“冷眼向洋看世界”,刻一方“白眼看它世上人”。用的是“它”,可以想见内心的愤懑。
齐白石涉猎书印起步晚,实际上是一种“正式”的时间观念。要说潜移默化与耳濡目染,自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少小爱文词”一印,道出了个人心声,单刀法已初见端倪。比照另一方“强作风雅客”,不免有自嘲之意味,“我不就是个农民吗?”在齐白石的内心深处,自卑与自负常交替出现。名满天下之后,面对“诗书画印”全才的评价,刻“诗字画印四无成”一印警醒自己,以“惭愧世人知”、“叹浮名只堪一笑”来表露对于名利的态度,强调篆刻乃“寂寞之道”。另一方面,以两方“大匠之门”直言心声,一方是单刀为主,笔画劲挺有力,锋芒毕露,另一方则笔画浑厚,体式庄严。二印与“鲁班门下”遥相呼应,间接告知世人,他已悟得艺术真谛。
四是艺术观点。
齐白石对篆刻本体的评价,有一朱一白两方“雕虫小技家声”。篆刻确属“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汉扬雄《法言·吾子》),但又不仅仅只是糊口薄技,而是“方寸之间有大千世界”。其实这两个观点本身就自相矛盾。篆刻与书法类似,说伟大就伟大,说渺小很渺小,要实事求是地去看待,不虚美、不隐饰、不夸大,主要看个人的出发点和立场,以及自己属何等人物,才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印人首先要有一种自信。为什么不被时人看重?“流俗之所轻也”,就如同“高书不入俗人眼”。面对“野狐禅”的讥评,齐白石刻“吾狐也”印针锋相对,可见齐白石的性情和脾胃,并不完全在乎别人的评价,我行我素而能自出机杼。
齐白石“自立门户”的观点,亦能从印文中觅见。
“今人摹古人古人摹谁”透露出不甘随人后的思想,从艺者必须做到“自成一家始逼真”。这一印文无疑是从吴昌硕诗文“古昔以上谁所宗?”(吴昌硕《刻印》诗)中化出来的。吴昌硕曾有印文曰“苦铁”,齐白石用“苦白”是不是受了影响,或者只是纯粹地有感而发,不得而知。不过,我更倾向于受了吴的影响。吴齐之间的种种轶闻不用赘述,但不会有那么多巧合。不仅是“古昔以上谁所宗”这句诗,吴昌硕的“学我,不能全像我。化我者生,破我者进,似我者死”,在齐白石口中变成了“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实际上,不独齐白石具有“农民意识”,吴昌硕更如此,从“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和“一月安东令”等印文就能看出立场。吴昌硕被推为西泠首任社长之后,曾撰联“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这份“来自田间”的谦和、朴实、勤勉、坚韧的性情,一生都保持着,成就了吴氏朴拙古雅的艺术风格,而齐白石的印风,则呈现了纯粹、洗练、不做作等特点。
“不知有汉”一印的出现,表明齐白石已具备了成熟的艺术理念。无论从文字出处、内涵化用还是印面效果来综合衡量,都经得住推敲。真实的意思恰恰在反面,时时心中有汉,在意的是“天趣”,而不是单纯地模拟形式,徒有疲癃。1921年,齐白石时年57岁,在题陈曼生印拓时写道:“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其中的“天趣”,乃功利心极强者或刻印修饰过甚者不可见。齐白石至死保持了农民本色,以真心对真趣,从而成就了个人简约的风格,别开生面。
“夺得天工”印文可以说就是齐白石的艺术目标。审视整个印面的文字,纵横歪斜、奇伟开张,单刀直冲、一气呵成,笔画一边光一面毛,呈参差不齐的爆破痕迹,而笔画与笔画之间,笔画与印边也一任剥落爆破。这些无疑得力于刀法上的感悟创新,成为齐派一绝。再比照“最工者愁”,印文透露出的意思是,技艺达到顶峰之人,往往会担忧如何进一步突破。可以说,这无异于就是齐白石内心的真实独白。从他的篆刻实践过程来看,历经“四变”,总能够不断地超越自身,终成一家风范。
读齐白石的印章,就是读他这个人,读他的人生,读他的思想。
四、印中有我
齐白石的印章见证了个人的艺术构思和成就。他从民间艺人向文人书画家演变,积淀和成熟的过程非常特殊,由此决定了齐白石在篆刻方面经历了不断地学习、临仿、变化乃至完善的漫长过程,直至衰年才形成艺术风格。齐白石学篆刻虽然起步较晚,因为有木工手艺基础,造就过人的臂力和腕力,而且模仿能力强,加之极其勤奋,最终形成不事雕琢、大刀阔斧的霸悍风格,展现出阳刚之美。因为从未接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较少受成法限制,不落窠臼。平生喜用“天真烂漫”、“颠倒纵横”等字词,说明他所在意的,不是那种正襟雍容的士大夫品味,而是返朴归真后的自然,教化之外的野趣。齐白石向来视篆刻为世间痛快事,鄙弃亦步亦趋的“做摹饰削”,一再申明“不愿作裹脚小娘”(与黄苗子论印),推重“脱尽凡格,不见做作,即为佳刻”(《批贺孔才“子靖”》),自作诗中类似观点比比皆是,诸如“欹斜天趣非神使,醉后昆刀信手来”(《为门人罗生画石斋图并题》),“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题赵大廷印存》)等。
“艺术之我”时时流露:
“世之俗人刻石,多有自言仿秦汉印,其实何曾得似万一。余刻石,窃恐似秦汉印。昨日友人陈半丁称,此印纯是汉人之作最佳者,因工力所至也。”(《批“汪之麒印”》)
“余刊印由秦权汉玺入手,苦心三十余年,欲自成流派,愿脱略秦汉,或能名家。”(《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
“现实之我”在润格启事中多见,本质就是自食其力、两不亏欠的“农民意识”。换个角度,此乃文人的骨气,艺术家的独立人格,是“艺术之我”的基础。
白石最早的润格是1902年樊增祥所定。定居北京后,齐白石多半自定润格,最常见的告白是:“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
初到北京,齐白石当时还租住在法源寺时,便写过一个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
1931
进入生命秋天的齐白石,成功变法,做到了印从刀出、印从书出、印从人出。
一是印从刀出。
齐白石早年主学丁、黄,多见浙派碎刀短切法,四十岁以后学赵之谦,改用冲切结合。赵之谦较之丁敬、黄易,不但取材更广,而且强调笔意,“古印有墨尤有笔,今人但有刀与石”(赵之谦“钜鹿魏氏”印边款)。自55
轻刀。单刀并不一定都非常猛烈、剧烈,也有柔秀、柔和的一面,尤其注重行刀方向和角度的细微变化,细腻才能耐看、耐品。这在白石印章中不在少数,如“心耿耿、中和、小盐”等。
并刀。通过刀法残破来改变章法,进而重塑分朱布白,如“石泉居士”篆字的并笔粘连,“泉”字乃点睛之笔,用刀淋漓之妙,果非虚言。“淡容轩”一印中,“淡”字的三点水旁的处理,技法已是炉火纯青。
复刀和补刀。理解这一点尤为关键。对于《白石老人自述》的表白,有些地方需要设身处地去看待。喜用单刀直冲并不是永远不复刀,只是尽量不修饰弥补,降到“最低限度”。有些粗笔画不可能一刀完成,需要两次甚至三次的复刀或补刀,视情况而定。从“白石老年赏鉴”印来看,字形端庄,笔画浑厚洁净,全无单薄之弊。很明显地有复刀,增加了厚重感。因为修补手段非常高明巧妙,看不到痕迹,故而隐藏不露。但有时也会留下踪迹,甚至是刻意留下玄机,让后人一观。“大匠之门”印面中“大”字中右数第三笔竖画,可以看出明显地补了一刀。也就是说,齐白石篆刻并不是一任自然,而是妙造自然。齐白石喜欢用石质疏松的青田石,利用章料的自然迸裂来因势利导。有时对笔画控制崩裂并加以修饰,为的是取得类似中锋的效果,避免浮滑单薄。一味追求刀痕爆破,任意崩裂来显派,达不到所需要的艺术效果,而且极易走入误区。要做到有效控制崩裂,必须对刀法和石料有洞察和把握,关键在于行刀的力度和方向,甚至包括印泥的化解作用,去掉火气。有些学齐印者一知半解,徒袭其貌,单刀直入,肆意妄为,盲目追求锯齿燕尾的外形,无疑是舍本逐末,以至于很多人模仿齐白石印风,单刀变得千篇一律,实为南辕北辙。
深谙灵活性的齐白石曾说:“凡苦言中锋使笔者,实无才气之流也。”(《兰花》绘画款识)“下刀如写草书,惟我与汝有是。”(《批“振衣千仞”》)用刀和用笔同理。单刀的洗练、直接、痛快、壮观,这些优点在齐白石印章中一一具备,但弊病也随之而来,过于乖张而不够雅致,抛筋露骨,粗野失范,略无含蓄等。所谓成也单刀,败也单刀,原因在于:一是单刀具有不稳定性,二是单刀强调即时性,石质、心境、环境等因素的配合,甚至与印文内容偶然组合出效果也息息相关。刀法存在的不足,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印例来加以审视和反思:
累赘者如“沙园”,笔画杂乱、堆砌,善用“简”意的齐白石,于此印却一反常态,致使印面失去序列。失范者如“不可居无竹”,其中“无”字斜笔过长,“竹”字粗糙,令人难以卒读。生硬者如“余年离乱”,用刀少含蓄,特别是“乱”字,极其刺目。粗糙者如“心内成灰”,少了必要的收拾。乏力者如“王文焘印”,笔画圆滑而少风骨。花哨者如“天花满衣”,与篆法组合的不匹配也有一定关系,遗憾在于没有进一步推敲。
当然,以上这些印章都属于瑕不掩瑜,但一定要分清瑕和瑜。
齐印因为过于强调“直接”、“痛快”而导致一些印章出现诸多不足。另外要强调一点,很多赝品滥竽充数,败坏了齐白石的名声。白石有印文云“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印章亦然。即使一些正规的出版物和知名的藏家也不能幸免。必须以一些公认的精品力作为标准,就篆法和刀法的特征入手做出分析、判断,而不能被所谓的“新见”和“遗珠”之类的噱头蒙蔽,以免鱼目混珠、谬种流传。
二是印从书出。
书家如果要找到一种碑帖,正好可以验证自己,无疑是件极其美妙之事,吴昌硕有《石鼓文》,齐白石则依傍《祀三公山碑》。在取法者当中,多数只是偶尔为之,独以齐白石着意最多,毕生奉为圭臬,成一家风貌。不过,齐白石篆书终属“非主流”,是个“异数”。对于齐白石来说,《祀三公山碑》是一座“桥梁”,齐氏籍此将书印风格统一起来,集聪明和狡狯于一身。印风走向简化,表面上看起来只有横竖数刀,却做到了默契统一。缪篆体式适合印面需要,间架取新莽嘉量,《天发神谶碑》为刀法之渊薮,融合化为自家法度。观齐氏平生所作,确实有不守规矩、胆魄过人的一面,但也不免信马由缰、自以为是的一面,笔法草率随意,过于荒疏,有些作品甚至很油气。篆书的一些不足,影响了印章的格调。
齐白石曾对门生罗祥止说:“从前我同陈师曾论印,谈得最投机,我们两人的见解完全相同一句话概括,初学刻印,应该先讲篆法,次讲章法,再次讲刀法。篆法是刻印的根本,根本不明,章法、刀法就不能准确,即使刻得能够稍合规矩,品格仍是算不得高的。”重视篆法不假,但他实践的是自己的思路。“吾人欲致力刻印,首宜临摹古代文字,然后弃去帖本,自行书写。帖本所有者,固能一挥而就,帖本所无者,亦须信手写出,如此用功,始能挥洒自如,不然必为帖本所限矣”(虢筱非《齐白石印艺》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07
“篆文许慎说后止,典故康熙纂后无。二者不能增一字,老夫长笑世人愚。”(自作诗《看书》)
“纵横歪倒贵天真,削作平匀稚子能。若听长安流俗论,汉秦金篆尽旁门。”(自作诗《答娄生刻石兼示罗生》)
齐白石强调是对碑帖和工具书上的篆字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摄其精神,来加以改造独创。因为他未曾于《说文》和小学方面下过工夫,更未上溯商周金文,有时甚至以僻字、俗字入印,故常不合于“六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齐白石篆书实际上是一种“六分半书”。
这种创造精神固然有可取的一面,但篆书的隶化、楷化,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印面中常出现反字和错字。错字必须改正。出现反字,不管无意或有意,也要引起关注。“老萍有子”、“邵元冲”等印,各有一个反字。“有”反字不影响视觉效果,“邵元冲”作为姓名印则很不应该。甚至于像“平园眼福”中“园”字有意简省(前文“沙园”一印中未简省),从艺术的严谨性来说,篆法如此处理,难免随意性过大。
齐白石所刻的一些印文内容相同而形制有差别的印章,通过对比,可以理解所谓的“不稳定性”。最典型的如“人长寿”,巨印堪称经典,此处所选两方则相对小气憋屈,尤其是篆法耸肩过甚,极不自然。“月白山庄”中“月”字篆法处理显得很突兀,缺少“风前月下轻吟”和“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样的画龙点睛作用,高下立判。很多时候,技法处理上的惯性会迫使印人摈弃做出进一步的反复推敲。齐印以刀法风格为主导,有些运刀习惯极难改变,如“半聋楼”中“楼”字斜笔行刀,有鼠尾之弊,一下子把整个印面破坏了。
作品良莠不齐,高低反差极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个人偏好与篆刻本身固有属性之间存在冲突,属于必然性;印文内容和字数多少直接影响到篆法搭配的最终效果,属于偶然性。
为了便于进一步分析,可以尝试将齐白石的作品分为差、中、好、精四个层次。前文解析刀法时所看到的作品,就是齐白石印章中差的部分。不仅齐白石自己的印章,许多学齐派的印人,所出现的问题,首先是在刀法方面,抛筋露骨,粗野失范。所谓“中”就是在刀法或篆法上有可取之处,“好”则是两者兼备。“精”指的是代表作,见证其毕生成就及创造力,在拙文最后一部分来着重分析。此处择“中”和“好”来略加评析,两者之间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因为印章不能绝对量化,也只是一家之言。(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中国篆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