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邹梧冈参订《三国演义》毛评本的版本价值

　                             ----与张志和、黎必信二先生商榷

                                      谢江飞

                               （厦门经济管理学院  福建厦门）

    摘要：邹梧冈参订的《三国演义》五十一卷毛评本被发现后，就其版本的价值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此书是《三国演义》版本系列中的一种，大约成书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从版本的种种特征看，它有可能是四堡书坊刻本。依据邹梧冈的生平事迹及著述活动推断，邹梧冈有可能参订并刊刻过此书，但此书不应早于康熙醉耕堂本而成为毛评本的第一个版本。任何拔高或贬低它的价值都是不正确的。它的发现，对研究《三国演义》版本的流传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对四堡书坊印书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邹梧冈 参订 三国演义 版本价值 商榷

     前些年，国家行政学院张志和教授推出《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新书（以下简称疑案），他在该书第二编对《三国演义》版本源流作了一番考证，其中一节《新发现的五十一卷毛评本〈三国演义〉的版本价值》（以下简称新发现）^①云：他近年新发现和收藏了《三国演义》五十一卷毛评本，此书的参订者是龙雾邹梧冈。他认为，邹氏参订的五十一卷本很可能是各种毛评本《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张先生《疑案》出版后，香港学者黎必信先生对这一论点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张先生提出的五十一卷本是 “毛评本的最早刻本”存在诸多疑点。揭示和评价五十一卷本的价值，首要的应从参订者邹氏其人其事入手，这是解开五十一卷本奥秘的一把钥匙。张、黎二先生对邹氏生平事迹知之不详，致使个别论点有失偏颇，与史实相悖。笔者关注福建连城四堡书坊及刻本多年，涉及一些与邹氏相关的资料，故不揣浅陋，企求纠其误判，就此书版本价值问题请教于张、黎二位先生。

                                         （一）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三国故事加以艺术加工，以章回体的形式编写而成，从而成为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书初版以来，翻刻者众多，其版本大致可归为四大系统：一是嘉靖本。二十四卷，240则，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是志传本。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三是李评本，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不分卷，120回，系明天启间无锡人叶昼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四是毛评本，即“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六十卷120回，毛纶、毛宗岗父子以 “伪李评本”为蓝本全面修订而成，清康熙醉耕堂“杭永年资能氏定”本为最早。在以上四大版本系统中，明嘉靖本最接近于罗贯中的原作，而清初毛评本影响最大，清康熙至今300多年来，市面通行的绝大多数是毛评本。

   根据张先生的描述，他发现的《三国演义》五十一卷毛评本有如下特征：此书分为 20册，卷前扉页署“绣像第一才子书”，随后有：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序言一篇，凡例、图像、读法、目录。各卷起首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龙雾邹梧冈参订。正文每半页12行，行28字。无堂号及刻印时间。张先生还谈到，这个版本内容与一般的毛评本基本相同，而最为不同的地方是，该书所署“龙雾邹梧冈参订”及分卷，它分为五十一卷而不是六十卷。张先生以五十一卷本分卷、醉耕堂毛评本的成书情况及其书内文字的避讳为依据，推测邹氏很可能在醉耕堂“杭永年资能氏定”本出版之前，就对该书作了分卷和校订的“参订”工作，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校订尚未完成就匆匆出版罢了。而吴门杭永年依据这个版本进一步将五十一卷本整理成六十卷本。这样一来，“邹梧冈参订本”取代了醉耕堂“杭永年资能氏定”本，就成为《三国演义》毛评本的第一个刻本。

   一般认为，康熙己未年（1679）醉耕堂“杭永年资能氏定”本是毛评本的最早版本，而后出现的毛评本各种版本，虽有个别调整更改，但几乎都是据醉耕堂版本敷衍而成。笔者对张先生仅凭五十一卷本卷次混乱及避讳等存在问题，推测五十一卷本有可能在康熙年醉耕堂版本之先存在，属据毛氏父子稿本刊刻的第一个印本之说，觉得证据乏力，有牵强之感。

    解开五十一卷毛评本的版本之谜，依笔者之见，最关键的是要搞清参订者邹氏的生平事迹。笔者近年接触了不少四堡书坊的史料，对邹氏其人其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曾在《龙岩学院学报》发表拙作“蒙学大家邹圣脉考论”^②。据连城县志及《邹氏族谱》记载，邹梧冈，名圣脉，字宜彦，生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③，福建省连城县四堡乡雾阁村（原属长汀县管辖）人，布衣，出生于刻书世家，著有《幼学故事琼林》（增补）、《寄傲山房诗集》、《书画同珍》、《五经备旨》、《鉴史琼林》等，其中《幼学故事琼林》（增补）最为著名，邹氏依据程允升《幼学须知》原文，细加考订，厘清讹误，并在此基础上新增360联，并改名为《幼学故事琼林》，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成书刊行。他的首部著作《易经备旨详解》四卷，桂林堂板，于雍正十三年（1735）出版，著者时年仅44岁。此后出版的几部书籍依次为：《书画同珍》，上下卷，寄傲山房板，于乾隆七年（1742）出版；《诗经备旨》八卷，同文堂板，乾隆癸未年（1763）出版。这些著作都是邹氏生前定稿出版的，卷前皆有他撰写的自序。此外，他纂辑的《五经备旨》三十七卷、《鉴史琼林》十四卷、《寄傲山房诗集》三卷，这些刊本成书之时此君已经作古，是他的后人根据文稿整理出版的。可见，邹氏是历经康、雍、乾三朝之人，以邹氏的生卒年月以及著述活动的时间范围推断，邹氏参订《三国演义》毛评本的时间，不可能在康熙三十年（1691）即他出生之前，距他出生前12年醉耕堂本（1679）就已经刊行了。因此，张先生所谓邹氏参订五十一卷本先于醉耕堂之说是绝不可信的。

    从邹氏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生平活动范围看，他几乎不可能接触到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手稿本，换句话说，他参订或承接毛评本稿本印刷的机遇微乎其微。邹氏出生在闽西一个旮旯的小山村，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他早年科举失意，一生亦农亦工（指刻书），与山水为伴，很少远涉他乡。他一生大致有两次跨出州境，一次是乾隆年间刻印他的书画集《书画同珍》到过杭州，有他写于杭州楼外楼的序言为证。另一次乘舟赴榕城（福州）办事，有他沿途所作的诗歌为凭。邹氏虽出生农家，但学识渊博，一生勤于著述，作品颇丰，假若他与毛氏父子有过接触，应该在他的其它著作中有所反映。由是观之，邹氏最早参评、刻印毛评本的概率近乎为零。

                   （二）

    通观张先生《新发现》全文，他似乎没有提供更多的确凿证据，仅是依据五十一卷本分卷紊乱推导出它是毛评本的最早版本。由于五十一卷本第一卷至第四十三卷每卷二回，第四十四卷以下各卷所包括的回数多寡不尽相同。而第四十五卷之前的题署均有“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龙雾邹梧冈参订”，之后各卷则删去“龙雾邹梧冈参订”字样。他对此似乎百思不得其解，从而提出了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毛氏父子评稿本完成后，由于 “背师之徒”的出现致使“刻事中搁”，他们生前尚未完成刻书工作；第二个假设，邹梧冈得到评稿本予以参订（分卷），但中途因故撒手，最终形成了卷次紊乱的五十一卷本；第三个假设，五十一卷本出版之后，“杭永年资能氏”按照邹氏的分卷原则，重新把它分为六十卷，最终以定稿的名义推出新的版本即醉耕堂本。在张先生看来，五十一卷本出现在醉耕堂本之后是很难解释的。如果它在醉耕堂本之后，就不会出现分卷紊乱的情况，因为即使参订者邹氏中途罢手，后续者也会依据其分卷原则把卷分完，把它分为六十卷。那末，只有一个可能，那“只能是邹梧冈参订的五十一卷本先出现”，才有后来的六十卷本。

    笔者认为,张先生采用排除法的逻辑推理是靠不住的，五十卷本卷次紊乱不足于构成其为毛评本最早版本的理由。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章回小说回目的演变过程。我国章回小说的起源可追溯到宋元讲史话本，“回目”（或章目）是它的重要特征。当时的讲书人讲述一个故事一次不能讲完，把它分为若干次，每讲一段给故事起个题目，这大概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到了明代中叶，章回小说已经成熟，小说取消了卷数，回目形式正式创立。尔后历经清代、民国乃至现代，中、长篇小说普遍采用“章回”的形式。《三国演义》回目的演变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至今发现的最早版本明嘉靖本，它分为二十四卷，240则，这里的“则”就含有“回”的意思。万历间“李贽评吴观明刻本”（伪李评本）将嘉靖本每两则并为一回成120回，但它已经不分卷了。明末的几个版本卷回混用，皆标为120卷，但这个“卷”的含义明显就是“回”了。可见，自明嘉靖起，中、长篇小说内容是用“回次”（清代有的改为章次）来编排的，原来传统的“分卷”在文学作品中悄然退出，“分回”替代了“分卷”，“回次”（或章次） 成为章回小说的重要标志。

     弄清了章回小说的起源及回目演变，有助于对五十一卷本卷次紊乱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文学作品版本中，不光存在“卷回混用”，同时还有“卷回（则）并用”的现象。《三国演义》嘉靖本、醉耕堂本卷回（则）并存，既有“回次”（则次），也有“卷次”。对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古版《三国演义》是属于多卷本，这里的“回数”如前面所说，应是出于故事内容方面的编排。而它的“卷数”则是用于图书装帧方面的考量，如用多少卷合为一册。多卷本的图书装订比较复杂，它需要一个序数才便于完成。所以，它“分卷”的意义是有限的，仅限于便于图书的分册装订，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了。正是如此，通俗文学的编写与刊行往往注重其故事内容章回的安排，对装帧形式卷次的安排就比较随意了。据此，略去张先生第一个假设不说，五十一卷本就不是张先生所说的“只能先于醉耕堂本之前”，也有可能出现在醉耕堂本之后。鉴于五十一卷本分卷混乱，笔者推测，此书应是坊间后刻，卷次安排开始按每卷两回装订一册，中途发现册数过多予以改变，从而造成了每卷的回数多寡不同的乱象。至于“邹梧冈参订”题署的变化，通俗小说皆刻之于书坊，它没有官刻本的严谨与精致，这种现象亦不足为奇，在坊刻本中俯拾皆是。

                                                 （三）

    张先生《疑案》一书出版后，引起了诸多争论，其中，对该书“新发现”一文的论点，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黎必信率先提出质疑^④。他首先抓住五十一卷本各卷卷端题署的 “圣叹外书”四个字，认为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演义》虽然一度“刻事中搁”，但其刊刻至少在毛宗岗在生之时，毛宗岗不可能容许卷端“圣叹外书”四字的出现。其次，他根据近年发现的有关参订者邹梧冈的生平资料，从邹梧冈约生于1692- 1762年之间，推断五十一卷本之成书不应先于醉耕堂本。第三，对于该书的分卷及避讳问题，黎先生认为，避讳字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版本的成书时代，尤其小说这类商业性较强的通俗刊物。此外，从该书版刻特征种种迹象看，“五十一卷本”应为后出的粗糙覆刻本，其刊行时间不太可能在毛氏父子活跃的康熙时期，而很大机会在邹梧冈身处的乾隆年间。因此，张先生所谓此书“很可能是各种毛评本《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之说难以成立。“五十一卷本”的版本价值不宜过份拔高。

    黎先生的质疑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在该文的注解中又谈到，他怀疑此本并非由邹梧冈所刊刻（参订），而为后人托名。盖其时四堡邹氏亦为有名气之刻书家，盗版者出于商业的考虑或托名于他，此犹明代后期之评点多托名于李卓吾等大家，云云。

    对黎先生提出的五十一卷本“邹梧冈参订”是后人托名之说，笔者持否定的意见，认为，邹氏有可能参订了《三国演义》，甚至有可能直接组织了此书的刊刻工作。因为他所处的地域是明清四大雕版中心之一的四堡书坊所在地，而本人兼有文人与刻书家的双重身份，具备了参订、刊刻此书的必要条件。而且，有资料显示，四堡书坊曾多次刊刻过《三国演义》^⑤。新发现的五十一卷本属于四堡书坊刻本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他参订、刊刻的时间不在康熙年间，而是在雍正或乾隆年初期。

     黎先生提出五十一卷本并非邹梧冈所参订（刊刻），他的理由是此书的题款只署其号“邹梧冈参订”，不署其名“邹圣脉梧冈氏”，其名号与其它存世的版本有别。笔者认为，作者名号的题署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题款习惯往往因时因地而改变。通观邹氏所有存世的著作，他使用的名号题款前后期各不相同，前期习惯用其号“邹梧冈”，后期习惯用其名号“邹圣脉梧冈氏”。笔者收藏的桂林堂《易经备旨详解》四卷，雍正十三年梓行，题署是“邹梧冈先生手辑，同学诸子参订”。因此，很明显，“邹梧冈”题款的使用不是黎先生说的只限于五十一卷本。据此也可推断，他参订的五十一卷本很可能是他早年所为，成书大约于雍正后期至乾隆初期。而地名的题署与作者名号的题署大体相同，邹氏所在的四堡书坊的坊主们有时喜欢使用“雾阁”、有时使用“汀郡”，有时还使用“岭梅”或“龙雾”，地名的变化亦不能构成此书不是邹氏参订的理由。黎先生还提到五十一卷本的刻印质量问题，它“圈点极少，甚或没有句读”，“版式较诸其它存世之毛本均为狭隘”，以此怀疑此书不是邹氏刊刻或参订。回答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四堡书坊是民间的刻书坊，它的刻印技术不高是不争的事实。此书的刻印质量大体反映了四堡书坊当时的刊刻水平。

     邹氏究竟有否参订《三国演义》毛评本，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按照“参订”的文字释义，这里的“参”是指参加、参与，“订”是指校订、改正。“参订”就是“参加订正”的意思，是对原稿本（版本）的校订，改正文字或计算中的谬误。张先生为了说明五十一卷本是毛评本的母本，说此书与其它版本基本上没有差别，邹氏所作的“参订”主要是做分卷工作。笔者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张先生参照的版本不一定就是邹氏参订所用的版本。邹氏的参订不一定是对手稿本的参订，也有可能是对版本的参订。倘若邹氏所用的版本错误百出，则是完全有必要订正的，他的订正有可能对本书进行分卷，也有可能纠正其文字、音韵、典故、句读等方面的错误。

    上文说过，邹氏曾编纂不少经史及蒙学著作，但他有否实力订正、注释象《三国演义》一类的文学经典著作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许多资料表明，邹氏文学功底扎实，笔者发现，除此书外，他还订正、注释过其它的文学名著，如《云林别墅绣像妥注六才子书》（西厢记），题署为“雾阁邹圣脉梧冈氏妥注”，他在此书的“例言”中说，“取徐文长、王伯良、袁了凡、即空观主人诸先生所辑，妥而注之，附以音义，去其谬误。可解者解之，或从而两存之。不可解者存以俟之”^⑥。另外，他还有2部文学专著问世，即《寄傲山房诗抄》，收录他五律、七律及诸体诗293首；《书画同珍》，收集许多名家书画、篆刻作品及本人书法作品。这些可成为邹氏参订《三国演义》毛评本的佐证。

（四）

    综上所述，五十一卷毛评本是《三国演义》版本系列中的一种，但不是毛评本的最早刻本。张先生以此书卷次紊乱推断它为毛评本最早刻本是不能成立的。参订者邹梧冈的生卒年及从事的著述活动表明，五十一卷本不可能先于康熙醉耕堂本前刊刻，它应是雍正或乾隆年后出的刻本。从此书的版刻特征看，它出之于坊间无疑，有可能是四堡书坊之刻本。四堡文人及版刻家邹梧冈对市面流行讹误甚多的某刻本进行了修订并刻印。此书虽不是《三国演义》毛评本的母本，但它的发现，对研究《三国演义》版本的流传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对四堡书坊印书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参考书目：

①《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张志和著，第203-2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②《龙岩学院学报》，2006年10月第５期，第7-10页。

③《连城县志》，连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第902-903 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据传记“邹圣脉”条载：邹圣脉（梧冈）生于1691年，卒于1762年。笔者发现该志邹氏的生卒年有误。邹圣脉编纂的《诗经备旨》于清乾隆癸未年（1763）刊行，此书有编者自序一篇，证明他在1763年仍在从事著述及刻书活动，邹圣脉的生卒年应改为：1691- 1763。

④《五十一卷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版本价值商榷》，作者黎必信，载于《文学论衡》，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办，总第15期 ，第11-17页，2009年12月。